民主化並不是「政治萬靈藥」，這句說話沒有錯。各種社會、政治問題並無一種萬試萬靈的解藥，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這句說話未有講清楚的是，沒有經過民主化程序來建設的政治秩序，有着種種「先天不足」的缺陷。每一種政治設計都有其問題，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付出代價。
呂大樂
香港在回歸的過程中迴避了民主化的課題，以為保持原狀就是最能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安排。面對不確定的政治環境，香港人惟有寄望其他制度性的因素來確保既有的管治及生活方式不變──這些制度性因素包括法治、言論自由和一個政治中立、強調程序理性的公務員隊伍。在港人的心目中（也可以說是一廂情願地以為），這些因素應有助於保護香港受到中央的干預和制衡非民主選舉產生的行政首長。正因如此，自九七以來，法治和言論自由一直是社會上的敏感地帶。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引來法治、自由受損的議論，令整個社會緊張一番。這是否神經過敏，各人自有不同觀點，在此暫且不作討論。重要的是，港人民之所以會在這些問題上有強烈反應，皆因法治和言論自由是保障制度的重要一環，不容有失。
這一種由制度性因素來填補局部民主化不足的想法，造成了對法律制度和言論空間的高度期望。政治的紛爭經常交由法律訴訟和法庭裁決來處理。而大眾輿論和民間社會亦經常動員起來，以解決政治建制未能有效處理的問題。因為政治建制的失效，制度性因素便成為大眾的政治願望的寄託對象，變得空前活躍。
曾幾何時，港人對公務員隊伍亦甚有期望，希望經過長期理性化和官僚化的公務員體制可制衡行政主導所帶來的問題。可是，在特區政府領導率先打破高效率、高能力的公務員隊伍的神話後，再加上官僚高層依附於權力中心的情況表面化，港人逐漸不再視公務員為政治建制外的制度性保障，反之只視其為建制的一部份，受命於政治領導的機器。港人對高官問責制真的認真起來，提出需要負上政治責任的要求，是要體現有限的政治權力。
有人認為港人不應咄咄逼人，動不動喊出叫人下台的口號，認為這是民粹主義作怪，追求政治上的發洩。其實，在港人叫喊下台、落馬的要求背後，更深層的訴求是政治輪替。他們面對一個無法啟動轉變的政治現實，沒有機會以民主選舉的方法來改變領導層，剩下來的選擇便惟有在餘下的政治變數中施加壓力，而要求高官負上政治責任是其中一種可用的手段。
其實，港人的要求並非射人（令高官辭職），而是射馬（衝擊政府領導層，令其受壓）。港人最想見到的，是特區政府直接的表示它需要按照民意民情來進行改變。在一個沒有政治輪替的制度裏，港人希望能夠見到表現出制度和管治改變的象徵。高官被拉下馬，並不真的大快人心，而是滿足了民眾要求見到實質轉變的期望。
目前特區政府的政治設計一天不朝民主化的方向改變，壓力陸續有來。民主化未必可以解決上述種種問題。但因迴避民主化課題而要付出的代價，已清楚擺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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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文章隔星期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