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永強、梁智鴻相繼辭職後，社會上就沙士問題引動的爭論並未止息。楊永強在辭職信中表示希望他的辭職對這一慘痛事件「作出了結」，曾蔭權說楊的引退，可「讓社會就此事件靜下來」。看來他們都不會如願。繼醫管局主席梁智鴻辭職後，醫管局行政總裁何兆煒也曾致電政界友好，探詢他是否應辭職，醫管局專業事務及人力資源總監高永文已決定今年約滿後不再續約。
港大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港大腫瘤學系系主任岑信棠指立法會沙士報告不公平，也不認同楊永強應辭職。有醫療機構、醫生協會登廣告，對楊、梁的去職表示不平。有人擔心由此而引發醫管局及公立醫院的辭職潮，並由此而導致醫療體系的癱瘓。
可能導致癱瘓的不僅是醫療體系，而且會是整個特區政府的管治體系。楊永強的去職暴露了問責制不只是如曾蔭權所說的「未完善」，而且簡直是一個怪胎。董伯對問責制的拿揑，可說全無原則、尺寸，所有的處事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權宜之計。
以這次董伯就楊永強請辭所發表的談話來說，他對楊永強領導醫護人員的抗疫工作讚譽有加，認為他表現稱職；他引述專家委員會的意見，認為香港處理沙士疫情，「沒有人因疏忽職守、未盡全力或行政失當而應受到譴責」；他又指立法會的沙士報告，政府雖不是完全同意，但報告「顯示所有參與抗疫的官員確是盡心盡力，全力以赴」，沒有證據顯示官員在處理疫情中「失職、未盡全力或涉及誠信的問題」。
倘照董伯的評價，根據香港傳統的權力與責任分明的政治文化，楊永強、梁智鴻及以下的所有醫務官員，不但不應辭職，而且應該褒揚。抗疫如有失誤而造成人命損失，或要由比楊更高一層的董特首去負責，又或者不應由任何人負責。
既如此，楊永強何以又要辭職呢？董伯在談話中說楊永強是「為了體現問責制的精神，紓緩受害市民的情緒」而辭職的，董伯自然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而接受他的辭職。
沒有做錯、沒有失職、沒有行政失當，而且對抗疫盡心盡力、全力以赴的官員，要為疫情而辭職，這是哪門子的問責制？如果認為，問責制就是即使主管的官員沒有任何的失職、失責，只因在他所主管的範圍內出了事，他就要下台，那麼是不是只要出了重大交通事故，即使環境運輸局局長廖秀冬能即時作出良好的危機處理，只因事故中有人傷亡，她也要辭職？以這麼說，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當時的紐約市市長朱利亞尼也應該辭職，怎麼他反而會備受稱讚而且被《時代》雜誌選為當年的風雲人物？
「你沒有犯錯，但你卻要負責任」，這如何是問責制精神？這分明是權責不分的大混淆。
至於說為了「紓緩受害市民的情緒」，就更與問責扯不上關係。為紓緩受害市民情緒而讓沒有犯錯的官員去職，這是被市民情緒牽着走，而且屬權宜之計，更犧牲了管理學中的權責分明的精神，也暴露了特首既無勇氣也無能力，他完全保不住盡忠職守的下屬。
受害市民的情緒是經一段時間的積累才會如此憤慨的：首先是董伯本人缺公信力，缺認受性，加上連年的劣績，使他做甚麼事都事倍而功半；其次是沙士的處理總是慢九拍；其三是調查沙士最先由楊永強掛帥，又聲明是「對事不對人」。受害者要楊永強下台，實是對董伯對楊一直表現出要「力保」的逆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