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越南西貢住了兩個多月。該是一九六四年底到六五年初的事，越戰的烽火蔓延在山鄉郊野之間，時而頻猛，時而零星，西貢城裏美國大兵不少，越南部隊反而不太常見。堤岸老舊的商鋪住宅日子照過，老弱婦孺多些，年輕壯丁聽說紛紛移居外國，清寒華僑的子弟有的入伍當兵了。市中心聞不到戰爭的氣味，白天艷陽下，林蔭街道依舊蕩漾着法國殖民時代的歐陸遺韻。燦爛的清晨和寧靜的午後，越南人愛在咖啡館的吊扇下細聲聊天，男男女女一口法國話流水似的潺然悅耳。
我們寄居在城裏住宅區一幢小洋房，家家門前老樹參天，遮得住亮熱的日頭遮不住閱盡興亡的滄桑，微風中暴雨裏不變的是那穩健的世故。「窗外這一株，我認定是變種的法國梧桐樹，吹過的風是冷的！」街尾那位越南老醫生對我說。「看着我長大長老，幾十年的深情，幾十年的叮嚀！」他的英語流利而不純正，常夾些法文單字。「美國人打不贏這場仗，共產黨要來了！」阮醫生的麻布白襯衫白得耀眼，比他的白髮和短髭還白。「我們受的教育，不，應該說是我們的教養教出來的品味不容許我們留下來。八月裏我會帶着家人去法國，去我年輕學醫的地方，不回來了！」
他們的教養和他們的品味也許確實有點怪，像窗外那株變種的法國梧桐，有點冷，有點羞怯，有點內斂，跟共產黨硬刀刻在人們臉上那凹陷的仇恨不一樣，反而很有點像香港、新加坡、印尼那些英國、荷蘭殖民時期教育出來的一代人。「不善於表露感情和殖民的歷史有沒有關係呢？」龍應台自問自答：「我認為是有的」。
那時候我拿的是台灣簽發的中華民國護照，行程的下一站是新加坡，光在西貢辦理入境簽證就辦了三個星期，我跟那位新加坡駐越參贊都成了喝酒吃飯的朋友了。難得那位劉參贊大熱天氣裏天天出落得那麼整潔那麼斯文，新加坡讀完英校到倫大經濟學院浸淫多年，英語不帶獅城腔，還會說法國話。「我很喜歡這裏的知識分子，這幾年認識了好幾位越南畫家、作家、記者。」他說。「我可以想像這些受過法國殖民教育的優秀人才在共產黨統治下過的會是怎麼樣的日子！」我們常到自由路一家青花瓷磚鑲滿四壁的法國餐廳吃法國菜，飯後走到街角書報攤買些外國報紙雜誌看戰訊。
龍應台參加七一遊行寫的〈民主大道四公里〉說，台灣人臉紅脖子粗的激昂爭吵看起來是衝動，實際上是集體感情的展示，是團體和團體之間的一套語言動作，明明暗暗不同的符號注定打動不同的群體，日子久了，「台灣人逐漸變成一個善於表意的集體」。她說「香港卻一直是一個分眾社會，由無數個小圈圈組成，圈圈之間相當疏離」。這個觀察很貼切。台灣那套「表意的集體」跟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基本很像，不像的是台灣的民主體制蓬勃了台灣人集體所表之意，大陸的極權統治僵化了大陸人一錘所定之音，臉紅脖子粗的激情倒是孿生的。「大膽吹一句，」劉參贊說，「美國人跟越南軍頭注定打不贏越戰：千千萬萬個阮醫生老早先滙成了一股冷傲的清流了！」他說的是統治者要凝聚這股淡漠而剛正的民心，不容易。
（圖）溥心畬行草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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