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主派反對強制要教師、家長、校友代表加入校董會的「校本條例」，李國章打出「民主旗號」，指民主派「反對民主」。在保皇派與自由黨聯手下，「校本條例」通過。
黎智英不是主張民主嗎？那麼是不是應由壹傳媒所有員工選出代表去參加壹傳媒的管理？或者乾脆由全體員工投票決定是不是要分掉黎智英的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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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強下台，梁智鴻也辭職，輿論紛紛評論二人之功過，大談問責制精神。
其實，三份沙士調查報告都迴避了一個事實，就是廣州隱瞞疫情以至香港沒有像新加坡那樣的及時封關，是香港沙士災禍的起源。立法會報告只說對廣州沙士疫情驚覺性不足，卻沒有直指廣州隱瞞疫情是禍源。陳馮富珍倒是講了：當時曾向廣州查詢，但因疫潮當時屬「國家機密」，故不得要領。楊永強在辭職信上也作了暗示：「在面對認識不足和環境瞬息萬變的極困難情況下」工作。
但要忠於「一國」而不能「兩制」，今天哪個高官敢講這種「不愛國」的話？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對楊永強的辭職「說三道四」，又論功又論過。他就是沒有檢討一下，若不是蔣彥永醫生向《時代》周刊揭發內地隱瞞疫情，沙士之害尚不知會伊于胡底？楊永強的「殫心竭力」，都免不了受沙士苦主和輿論所責，被迫辭職，倒楣就倒在內地隱瞞疫情之上。
大肆談論楊永強功過的陳副主任，是不是才是真正的「厚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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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是董伯的生日，也是蘆溝橋七七事變紀念日，蘆溝橋事變帶來中國人民八年的戰爭苦難歲月。去年七七，發生田北俊轉態辭職、廿三條立法被迫擱置的事變。今年七七，發生楊永強被迫辭職的事變，又發生消防隊目張振威入沙井救人喪生的不幸。
筆者本不信邪，但對於連前港督府都嫌風水不好而不願住進去的董伯，似要考慮是不是該改一下他的官式生日的日期了，不是說他的準確陽曆生日的日期其實不是這一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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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伯生日當天，他向記者表示，他與民主派議員會面時，表示特首無權要求人大常委……。還未說完，就被一記響雷打斷，特首也被嚇得停了一停，才往下說「無權要求人大常委修改決定」。筆者也不信邪，但董伯信邪嗎？市民信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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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強以「體現政治問責」而辭職，梁智鴻並非問責局長，也以「承擔問責原則」而辭職。他們都強調自己沒有失職。
董伯提出的「問責制」，竟成為沒有失職的公職人員紛紛「去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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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強辭職後，市民與輿論想到的問題是：「下一個辭職的問責高官是誰？」另一問題：「誰還敢去當問責高官？」
三百多萬年薪雖然算高，但與梁錦松以前在銀行界的年薪比，就差遠了。而他當了這個倒楣的問責高官兩年，下台後至今未有新職的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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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承認，問責制仍未達完善。
其實何止未完善，根本就是一個怪胎，說是向特首負責，卻要面對市民、傳媒及立法會，等於要向市民負責；特首有權無責，問責高官有責無權；問責局長要靠常任秘書長轄下公務員推動工作，但卻要揹起犯錯的責任；特首任命他們，卻無法保住他們……。政治體制上，觀乎世界上還未見過這樣的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