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三月的「愛國論」開始，土共們的言論愈來愈左，從早期的鄔維庸、曾憲梓，到近日的梁振英、劉迺強，都肆意扭曲香港民意、誣陷港人爭取民主乃反中抗共尋求港獨。梁、劉兩人年前還算克制，為甚麼近日如此高調的左起來呢？或許他們擔心中央跟民主派和解，甚或知道中央已有計劃直接跟香港的中產代表溝通，他們將失去「代理人」的地位，才希望以極左表現來挽回敗局。
在現代社會，「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企業需要準確的市場信息，然後向市場推出相應產品和服務才能生存；執政者同樣要掌握社會的脈搏，從而制訂合適的政策去解決各種問題。因此，掌握準確信息只是良好施政的第一步，政策對頭了，還要看執行能力。
但是，從董建華到中央政府，過去幾年都因偏聽、偏信，掌握香港的信息自然有誤。董建華如何偏聽偏信，在此不贅；中央在回歸前已着手建立一支可靠可信的治港隊伍，富豪財閥、豪門大族、社會賢達都成了統戰對象，再加上傳統左派，組成土共作為回歸後治港的中堅力量。
土共們然後被欽點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進入特區政府及其諮詢機構。就這樣，土共一方面成了中央的代表，另方面是中央的耳目，除了他們，中央絕少直接跟一般香港市民溝通，或到香港調查。久而久之，中央依賴土共提供的信息來處理香港問題，土共成了中央的代理人，「挾中央以令港人」，從中撈取政治和經濟利益，就像當年香港的華人「買辦」作為英國人及港人的中間人那樣，獲得巨利。
既然中央在制訂香港政策時，掌握的信息有所偏頗，又怎能對症下藥？直到去年七月一日爆發五十萬人大遊行後，中央才驚覺香港的管治出了大問題，特別是所收到的香港資訊，其實嚴重失真、失實。事後中央派人來港，與民主派秘密接觸；三名民主派議員獲准到深圳遞交意見書；陳日君主教多次與中方官員見面；甚至曾慶紅對民主派的態度也出現微妙變化。北京如此「善待」民主派真是不可思議，背後肯定大有文章。
種種迹象顯示，中央正調整香港政策。或許土共們也嗅出這種變化，因而有極大危機感，擔心失去代理人的角色，於是表現得愈來愈左，以討好部份中央領導人，爭取日後仍獲青睞。
電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