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緯倫（WilliamH.Overholt）
中央政府一列新政策，已經在香港造成焦慮苦惱的氣氛。我認為政策不明智，不符合中央政府利益，害怕不穩定也沒有根據。
香港出現幾次大規模的遊行抗議，雖然人數眾多，但仍然符合香港的政治文化，並沒有破壞現存制度。這些遊行都不是主張中國本身作出政治變革，也沒有要求香港政府倉卒改革；整體來說，亦絲毫不是反對中央政府。遊行只不過是要求港府依照《基本法》的條文在數年後舉行普選。
此外，贊成民主的人雖然有所增加，可是在九七年後，那些有意令中國轉變，或者以挑釁中國作為政治策略的民主派人士，他們的影響力不升反降。一開始，民主派所有人已經同意香港是中國一部份，整體上也同意台灣是中國一部份。民意調查亦顯示，中央領導人在香港的民望頗高。簡單說，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十分見效，領導層應當感到滿意，也大可以充滿自信地寬容處理香港事務，而不是狠辣地加以壓制。
那麼，北京為甚麼改行駭人的負面政策？
中國領導層可能仍然相信：港人對現狀不滿，完全是因為經濟低迷；改善這些情況，二十三條及民主步伐引起的緊張狀態就可以消除。因此北京的主要對策是刺激香港經濟，並且已經見效。經濟問題的確會令民眾對政治的不滿大為加劇；不過，「對政治的滿意程度完全取決於經濟狀況」和「香港純粹是經濟城市」一樣，都是謬論。在中國，百姓多年來都一窮二白。民眾渴求迅速改善經濟，也許會因此放下政治訴求數十年，但香港早已脫離這個階段。由於中央政府誤以為港人只是對經濟狀況不滿，對香港的經濟措施亦見成效，卻照樣出現民主大遊行，北京因此感到震驚，並且覺得港人居心不良。
中國領導層深切信賴良好領導，亦認為自己善於用人。中國一取代乏善可陳的澳葡政府、打擊罪案、鼓勵投資基建、改善競爭、灌輸對經濟的遠見，澳門的經濟就起飛。中央政府在中國的主要城市委任朱鎔基那些外地人領導；他們多次創造經濟奇迹，又抑制了許多政治上的不滿。不過，這些城市的政治架構類似舊日英國統治的香港，有別於香港目前繁榮、多元化、政治卻陷入僵局的情況。更複雜、更繁榮、西化的政治文化，令香港與眾不同；民眾對特區現任政府死心，更凸顯了這些差別，中國領導層卻不明白。面對香港人要求更完善的政制，北京表現得彷徨恐懼。
董建華初任特首的時候民望頗高，僅次於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當時亦有一成一的市民認為李柱銘是有潛質的領袖。因此，董建華獲委任，香港人和中央政府都可以接受。他的首次任期快將屆滿時，商界不少政見保守的要人向中央政府發出預警。他們說：讓董建華連任，會帶來嚴重後果。北京卻訓示商界，要他們團結全港民眾，一致支持董建華，更重複引用喬治布殊的例子，說他雖然險勝當選，也獲得美國人一致支持。北京認為商界可以團結港人，是誤以為香港是只顧經濟的城市。這種錯誤判斷日益危險。中央政府無法令香港接受董建華，亦因此感到意外及震驚。
出現多次示威，令中國全體領導層擔心香港發生動亂。假如鄧小平仍然在世，也許可以根據香港的常規作出分析，明白到這些遊行不會威脅穩定，有別於大陸發生的示威。但北京新任領導層上台不久，大概不能準確判斷香港形勢。
香港出現大遊行，正當台灣的陳水扁總統致力走向獨立，這項巧合或者是最大關鍵。陳水扁令中國不少人深信兩岸大概難免一戰。布殊總統明智地改善這種情況，有助避免衝突，但戰爭恐慌導致的緊張和焦慮，難免影響政治領袖對其他問題的看法。
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新領導層走馬上任，並且要用上多年時間才可以鞏固大權。趙紫陽等人的下場，令所有領導人引以為戒。雖然新任領導層不是強硬派，也沒有主張加強高壓統治，但他們對香港缺乏親身經歷。
我想提醒各位：卡特總統當初以為，從飽受威脅的韓國撤走美軍，就可以改善韓國人的前途；克林頓總統當初以為，應當提早結束與中國最重要的貿易聯繫；喬治布殊總統的顧問，當初公開形容中國是戰略對手，又聲稱美國在全球的軍事部署需要因應重整。在這種背景下，難怪中國新任領導層似乎把香港的示威等同內地的示威。然而，美國的制度重視專門知識，美國政要亦因此能夠迅速掌握情勢。中國的制度是否同樣有效率，仍待證實。
此外，即使中央領導層的資料準確，但他們禁止香港在○七年舉行普選，已經是作繭自縛，因為人大常委會這項決定現已成為法律。不少觀察家認為，北京在這方面表現保守，因為它擔心香港一旦民主化，大陸就可能會受感染。
中國目前的香港政策有兩大謬誤。第一是把香港和台灣混同起來。台灣有大型的獨立運動，香港卻沒有這種訴求。
第二是把民主運動等同民主派幾個知名人士。香港的民主訴求既深且廣，包括多數港人，其中不少人對中國頗為認同。他們同樣強烈地不信任那些對北京無理取鬧的政治人物。
簡單地說，香港不是台灣，民主運動也不是反對中國。如果中國中央政府的舉措是出於自信而不是出於恐懼、詳盡了解實際情況而不是想當然，鼓吹獨立的人士就絕對不會勝出選舉，謾罵中國的政客也不會有市場。我在香港生活過，因此強烈地感到：中央政府倘若容許香港在短期內實行普選，將會是贏取民心的最有效措施。
另一方面，如果中央政府讓自己掉進「北京威嚇、香港遊行、北京加強威嚇、香港更多人遊行」的惡性循環，香港就可能產生分離運動，反對中國的政治人物亦有機會乘勢而起。何必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呢？
北京又指民主運動是受外國人鼓動的，這是老掉牙的講法。遇上困難的時候，任何政府領袖都想歸咎外國人。見過無數主婦和學生湧上街頭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就會明白到：任何外國人都不會有這種動員能力。 （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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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蘭德公司（RANDCorporation）亞太政策研究中心主管，此文摘譯自他於六月二十三日在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聽證會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