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緯倫（WilliamH.Overholt）
一貫以來，中央政府主要透過商界精英與香港溝通，而商界精英一貫認為，香港人並未準備好實行民主，可能成為領袖的人物未夠成熟，恐怕民主會損害香港經濟。
香港人未準備好實行民主這個講法，是站不住腳的。高程度的教育水平、入息比英國人更高，還有大批中產階級。此外，人口高度集中，聯繫緊密，比當今大部份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本土事件和領袖擁有更多共同看法。
香港社會極度分化，有富裕的精英分子，同時有大批人居於面積細小的公屋。入息較低的人口中，大部份人不認同目前的經濟制度。再者，大部份人毋須繳交多少稅款，他們傾向要求公共服務，而不考慮成本問題。精英分子擔心，假如政治制度由這批人的選票主宰，他們將會支持甚麼政策。兩大政黨支持的很多法案，都是為了討好選民，做成具損害性的民粹觀點。他們的立場是，沒有徵稅，就沒有代議政制；未有全面承擔負責的領導人物出現，就不應推行普選。
缺乏承擔責任的領導人物，可說是現行政治制度的產物，讓各黨的政治人物鼓吹民粹主義，採取溫和立場反而沒得益。雖然制度令想承擔責任的人不會得益，但並不表示有機會承擔重大責任時會如何表現。
「支持」討好選民但沒有機會成為法例的法案，並不表示假如議員真的需要承擔後果時，法案也會成為法例。香港議員的成熟程度、選民對經濟表現的敏感程度、比美國人更高的經濟原則意識、都市人口密集帶來的即時反應，以及對基本轉變的緩衝範圍，令我有信心若然推行普選，將會帶來承擔責任的政府。
雖然如此，社會落差會令為多數選民支持的法例，傾向於比當代歐洲社會主義更左傾路向。香港領袖的聰明做法，是及早改善社會落差的問題。
香港的卡特爾和稅制的原先設計，是將財富移送到英國精英手上，現在卻用來將財富移送到後殖民地的精英手上。如此造成的社會落差，不適合後殖民地的香港。隨着其他城市變得更具競爭力，香港受卡特爾影響造成的高昂價格，將難以支持。然而，也不必誇大所須付出的代價，或是最快將於何時需要付出代價。香港人的習性是謹慎、溫和。
再者，民主化進程可能促成卡特爾瓦解，並導致強大的消費者倡議者出現，這對經濟有好處，香港電訊業競爭帶來的種種好處，是可供借鏡的經驗。商界精英付出的代價，將會自新的機會補足有餘。
香港的政黨制度未夠成熟。民主黨尚未能夠在香港獨特的環境下，勾劃出令人信服的民主路向。黨員中包括支聯會的領袖，雖然促進中國民主是崇高的概念，但主要政黨的領袖倡議邊境另一端國土進行政治變革，明顯與「一國兩制」相違背。李柱銘明智地退出了支聯會，但他的形象，特別是在海外的形象，是建基於他受到威嚇，可能會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後被困牢籠或受到殺害。
在回歸前一年，李柱銘總愛在結束演講前說，正在減少食量，準備日後坐牢。這些演詞經常令強硬的美國政治人物及行政人員也淚盈於睫，卻損害了李柱銘本人在香港的信譽，令他本人和民主運動陷入巨額的政治負債，要在香港和北京清還。李柱銘等人現正根據主流民意調節立場，這最終或會有助提高民主化進程成功的機會。
這除了令中央政府對反中國的姿態作出強烈反應外，也令香港人對民主運動若干領袖感到矛盾。香港人希望有強大的民主聲音，因此他們選出李柱銘等人出任反對派代為發言。
但另一方面，他們不想由只靠刻意與中央政府挑起衝突的人執政。因此在回歸前，只有百分之十一受訪者表示信賴李柱銘出任行政長官，而信賴由董建華或陳方安生的人，則高出五至六倍。（陳方安生的受支持程度最高，因為她為香港的自由大聲疾呼、具有出色的行政才能，而且從不會說北京會在回歸以後將她繫獄。）
民主運動有廣泛的基礎，但基本的架構和倡議民主的主要領袖，卻只得到有限的公眾支持。
總括而言：
‧香港的精英逐漸變得像邱吉爾的名言：「……民主是最差勁的政府模式，如不計較種種不時嘗試過的其他政府模式。」
‧民主運動仍然等待領袖人物和架構的出現，將目前廣泛支持民主的力量組織起來。
‧北京倚賴少數的傳統商界領袖提供意見，但商界領袖日漸與主流民意背馳，未能令北京安心。此外，商界領袖之間就民主的問題也日益意見分歧；壓抑民主情緒，令分歧更為嚴重。
‧香港人已經受夠。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北京和倡議抗爭的民主領袖支持率下降。
香港有三個基本選擇。第一是繼續嘗試令陷入困境的商業模式重新運作。這個做法的後果，恍如駕駛馬力強勁的汽車，在混凝土牆壁上加速。這樣做會令溫度過熱、濃煙突冒、火星閃現，構成危險。
第二，原則上，香港可以回頭採用英治時期的專制模式，讓北京支援香港，就像以往倫敦支援香港一樣。北京採取措施，成功協助香港經濟復甦，正是這種做法。問題是，假如長期採用這個方案，香港人將無法接受。短期內，他們會示威抗議，方式大概會克制而文明，但長期來說，他們會一走了之。鄧小平力圖避免的，正是這種情況。
第三個選擇是增加民主。直接選出行政長官和立法議會，可選出具備政治才能的領袖，製造一批技巧圓熟的政治人物，迫令形成獲選民支持、有助推行政策的政治聯盟，令行政長官像其他議員一樣，甚至比他們更具認受性，並在不同問題上（例如教育改革）激起理性辯論。政黨的發展會愈趨成熟，起碼部份從政人物會倡議負責任的政策，以期當選，或獲選出任政府高職。民主化也可令公務員不再有「抗中護港」的想法，令他們不再阻撓改革。但假如中央政府覺得備受威脅，便不會接納這個方案。 （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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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蘭德公司（RANDCorporation）亞太政策研究中心主管，此文摘譯自他於六月二十三日在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聽證會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