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本
在上海的繁榮中，仍然有罪惡的影子。
上海房地產開放商周正毅官商勾結，在上海的房地產業開發中大肆欺壓盤剝遷移戶民眾，長期以來，大量獲取暴利，民眾敢怒不敢言。後來，周正毅在上海東六塊地段（離筆者上海老家故居很近）故技重演，被當地文化程度較高的知識分子揭發，上告北京，獲得北京中央重視，並派出調查組調查周案。但在六月初，上海地方中級法院審判中，僅被判處三年徒刑。
上海報紙只有一條很簡短的消息，草草了之。顯然，有權貴人物，以庇護的方式保護罪犯，這激起上海民眾普遍憤怒。上海民眾普遍對此案背後極可能的操盤手──一位中央大員極為不滿，這位大員本來口碑極差，無法與當時的市長徐匡迪相比，徐是國際知名的科技學者，因為親民、務實能幹、形象端正，被打入冷宮，任中國工程科學院的院長，被權力邊緣化。對於周正毅案，民間及學界很多人士表達了強烈不滿。
而廣州《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鋒二審判定，將原判十二年，改為八年，減刑作用不大。顯然，民間傳說會插手糾正此案的胡錦濤及張德江並沒有寬容到哪裏，而《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程益中，也被關押，即將被受審。
兩位年輕負責人因為用《南方都市報》收入盈餘作為獎金分發給職工，僅僅因為獎勵機制不健全，就被誣為貪污經濟犯。
接着將受審判的是《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程益中。據悉，程也將被判與喻接近的刑期。根據《亞洲週刊》報道，廣州地方官僚以此來震懾其他八位編委，以此警告他們「你們是待罪之身」、「日後不得輕舉妄動」，這是暗藏「殺着」的審判，是政治對法律的操控。
普遍的看法是，真實的原因是，《南方都市報》大膽直言，真實報道沙士疫情以及禽流感，被當地官僚視為眼中釘。整喻華鋒等人的，正是文革時期的農村治保主任，現在廣州的主管「宣傳」的極左官僚。這正是中國大陸新聞自由的悲哀，五四以來多少年，社會仍如此閉塞，中共保守力量的冥頑不化，令民間憤怒，令學界憤怒。
喻華鋒在法庭上不顧法官的厲聲叫囂，義正詞嚴：「你們可以玩弄司法，但你們決玩弄不了歷史。」
如果將周正毅案與《南方都市報》案相比較，正好在相差不遠的時間先後判刑，自然形成強烈反差，在民間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極明顯存在司法不公正現象。
另一個消息也令人難過。根據朋友介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現已被定為禁書。這是一本深入調查安徽農民遭受地方官僚盤剝、欺壓、打擊，甚至遭受地方官僚夥同軍警鎮壓的真實報道的書籍，這本書在北京、上海各大書店，已無法購買到。這本書的作者是：陳桂隸及春桃。
《中國農民調查》為甚麼被禁？因為這一對夫妻作家，歷時三年，對安徽農村的腐敗、苛捐雜稅、橫征暴斂、官逼民反、「農村暴動」及三農（農村、農業、農民）的嚴重問題，作了全面訪談和深入調查，撰寫此書，他們的心情是：「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想像不到的悲壯……」
書中引用的民謠很能說明問題：
「把這些幹部排着隊一個個槍斃，難免有些冤枉；把這些幹部一個隔一個槍斃，又難免會有漏網……」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村鎮選舉中出現賄選；而曾經是反貪英雄的好漢當了官，過了沒有幾年自己成了另一些反貪英雄的鬥爭對象。
今天的中國，貪官不除，民心不服。根除貪官，要靠政治改革，要靠體制制衡。美國的政治制度鮮少貪官，貪官一有小罪，就被查獲判刑，南加州卡森市就有一例。當代美國，從沒有判過貪官死罪的，因為制衡制度、監控制度的有效，這種及時懲前毖後的體制，某程度上也是對從政者的外在的硬性的「保護」。中國的貪官像割韭菜一樣，割一茬長一茬，而且大有年輕化的趨勢，這除了貪官本人素質外，政治制度害人，是更重要的原因。
而兩岸關係目前的另一個重要癥結是，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遲遲未見深入進行，不僅城市出現了許多周正毅官商勾結、百般盤剝及欺壓遷移戶民眾，鄉村也出現了各地官僚亂收費、上欺下壓的無恥和三農問題的嚴重。正如一位有良知的共產黨人李昌平二○○○年大聲疾呼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連前總理朱鎔基也曾痛心疾首地抨擊，中國大陸不少地方的官僚對農民的苛捐雜稅和欺侮，已經到了「敲骨吸髓，民怨沸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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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克萊蒙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