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陳啟宗發起聯署的《我們的宣言》稱之為「奴隸宣言」，一點都不過份。因為只有甘於當奴隸、奴才或奴隸總管的人，才會不顧自己的尊嚴，為了一點私利而屈從於現實──美其名為「務實、穩定、和諧」。
許多人都說香港人現實，因為現實，所以很難想像七一會有逾五十萬人走上街頭。筆者不由得想起中國的《國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香港人的出發點正是「不願做奴隸」，不願俯仰由人，我們爭取的只不過是世界人權公約中所訂明的應有的政治權利，是我們的自主權。
任何社會，總會有些不那麼現實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社會才會進步，社會的核心價值才得以維持不墜。然而，大概很少人想到香港不那麼現實的人有這麼多，可見香港市民的自主意識，已因為過去七年的劣質管治及自由、法治的受破壞而大大覺醒。許多人未必講得出道理，但大都知道要維護自由、法治、人權、公平、公義、多元等等核心價值，香港才能站穩國際城市的地位，香港也才能保持繁榮和發展。
前天，筆者在本欄引用了好幾段被中國官方指為「說三道四」的外國政要的談話，倘若這些話出自中國領導人或中國官員嘴裏，那麼還愁香港市民不「愛國」嗎？然而，我們很難想像深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影響及中共意識形態桎梏的中國高官，會說出外國政要那樣的話，因為誠如回歸前港澳辦主任魯平在一次談話中說：未來一定是「港人治港」，因為我們（京人）對香港那一制根本不懂怎麼運作。──既如此，何以對那些深懂資本主義制度如何運作的西方政要的談話，如此排斥呢？
講到香港這一制的維持，香港要繼續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發揮它讓中國通向世界的橋樑作用。
除了筆者不久前在本欄重新提到的一九九六年彭定康所提的十六個基準之外，美國前駐港總領事、現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包潤石，也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在華盛頓提到香港經濟成功的十大要素，包括：基本的法律架構，經濟環境，安定的社會，公務員制度，反貪污的決心，新聞自由，有效立法，司法獨立，對國際經濟架構的參與，國際經濟環境。
到一九九九年六月底，包潤石在香港任滿準備回國的前夕，他又在香港總商會發表一篇演講，題目是《再談香港未來》。在這篇演講中，他提出令香港繼續繁榮和邁向未來的五大支柱，包括：法制，資訊的自由暢通，活躍及對選民負責任的立法機構，強有力的公務員體制，香港獨立參與國際組織。
他說因為法制，香港才不同於區內其他的國家，才會使美國商人繼續留在香港發展，正是基於這個信念，美國對為「居留權」尋求人大釋法的事如此關注，因為它會削弱香港司法獨立的地位和權威性；講到資訊自由流通，他說這包括言論自由，新聞、集會自由，他認為到那時（一九九九年）為止，這支柱仍然堅固；講到立法機構，他說一個更大範圍內的選舉機制將使立法會更具代表性，更好發揮作用，他不同意「香港還沒有準備好接受更民主的體制」；講到公務員體制，他認為香港是區域內清廉、高效的政府典範；講到香港獨立參與國際機構，他認為關鍵之一是香港仍要保有世界一流的監管系統，檢查可能用於武器擴散的敏感技術及貨物。
包潤石五年前講的五個支柱，看來這五年來都褪色了。是香港人不務實，社會不穩定、和諧嗎？還是因為中央和特區政府五年來實際上在踐踏這五個支柱？而五個支柱，背後的精神正是香港及所有資本主義體制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