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緯倫（WilliamH.Overholt）
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權移交前，普遍人認為（不包括筆者在內）香港回歸後自由會受到損害，但由於會繼續由質素優良的公務員隊伍管理，這個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將會繼續繁榮。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對經濟的最大威脅，是公務員和其他能幹的行政人員集體移民。
結果剛好相反，香港的自由得以維持。民主未達，但自由無損。公務員都留了下來，高級官員也全部留任。人才流失沒有出現，每年更有淨人口流入。隨着回歸的日子逐步逼近，流入的人數大幅增加，而流出的人數大幅減少，與傳媒描述的情況剛好相反。反而經濟出現嚴重問題，新政府無力解決。歸根究柢，這是由於香港的商業模式出現問題。
長期以來，西方都以為香港是自由放任的經濟，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管理。中國方面則以為，香港是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因此，香港的領導人稱為行政長官，而非總督或市長。
事實也是幾乎相反。香港的經濟受到高度規管。商貿和投資確實自由，但半數人居於政府房屋、港元與美元掛鈎、經濟由一個個卡特爾把持，這些卡特爾直接或間接由政府法規一手造成，把持住房屋、航空公司、計程車、會議、息率、電力、煤氣、碼頭、搬運公司、食水、公共汽車、食物分銷、賭搏、汽車分銷、電油、藥劑、教育、演藝劇院、郵輪碼頭，以及主要的服務行業例如律師、醫生、護士和牙醫等。
更重要的是，要維持香港資本市場、銀行業、會計業等金融服務業的優勢，不但需要行政管理，還需要具有遠見的領導能力。
因此，經濟現實是香港經濟受到高度規管，而政治現實是香港需要有真正的領導人才。傳統看法認為香港是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管理的經濟城市，這是忽略了擁有接近獨裁權力的英國總督。有好幾位總督都能因應時勢展現具有遠見的領導才能，在遇上危機時能夠召集社會領袖和公眾輿論，並在每次危機過後新增諮詢架構，維持政治秩序。他們善用英國的政治領導才能和公務員制度，擬訂主要政策，化解危機。
理論上，香港政府是行政主導，行政長官仿效英國總督，權力強大，主理一支順從的公務員隊伍，以及一個相對溫馴的立法議會。事實卻幾乎全完相反。行政長官的親信只得五、六人，又沒有等同戴卓爾夫人的人物及一眾經濟顧問支援。以經濟城市掛帥，加上行政長官是由一小撮商界要員和保守派人士選出，註定這是沒有從政經驗的行政長官，例如不懂得上電視號召群眾，又不懂得召集不同利益團體的領袖，爭取共識和折衷方案。
於是，行政長官變得十分倚賴立法會和公務員架構。然而，現實中的立法會並不溫馴，公務員也不順從。典型的議員是成功的行政人員，有一己看法，經由選舉選出，信心來自選票支持，認受性比行政長官還高。議員討厭行政長官把自己視為「波士」，把他們視為下屬。雖然行政長官的主要法案都獲得通過，但議員用盡種種方法讓他為難。再者，由於議員提出立法建議的機會不多，獲挑選成為政府高官的機會更微，他們除了關心選區選票外，沒甚原動力構思長遠的發展方案。
世界各國大部份公務員都抱持同一觀點，就是既然現在一切妥當，何必自找麻煩，作出改變？香港的公務員高官反對教育改革、競爭政策、房屋改革、稅制改革，當然更反對公務員改革。除了公務員的一般惰性外，香港的公務員高官在回歸前後找到一個支持自己的理據，就是認為他們是在保護香港免受中國影響，而行政長官正是代表中國。直至最近為止，公務員仍然視與中方官員接觸為保安威脅，並視其他省份的政府高官為鄉巴佬。這種看法自然不對，對經濟亦造成損害。這種惰性在多個層面出現，結果是，隨便舉個例子說，香港的教育制度遠遠落後於上海，而房屋政策卻比上海社會主義得多。
這種種問題，令政府進退為艱。行政長官、公務員，以及立法會，三者都難以與其他兩者合作，也缺乏強而有力的政治力量，把他們聯成一線。理論上，舊英國總督的獨裁權力，或經由民主選舉的政治聯盟，可把三者聯成一線，但香港現在兩者俱欠奉。
把香港的問題歸咎於行政長官一人並不完全公允。董建華是殷實善良的商人。他被選中把香港制度「維持不變」。在回歸前夕，中英雙方官員的談話總要強調這個目標：香港制度要「維持不變」。沒有人強調政治改革或經濟改革，基調是維持不變。基本上董建華已做到這一點。在他領導下，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基本自由、政治制度也維持不變。在他任下，示威不絕，輿論強烈，而他仍要保證北京可以放心。這是一項重大的成就。董建華有意要做的話，可以嚴重破壞新聞、言論、集會自由等。但他盡忠職守，維持制度不變。可是，政治領袖的工作，正是要面對超出原本預期的種種挑戰。
北京挑選董建華為經濟城市，出任政治中立的管理人員。他沒有準備要推行經濟改革，也沒有準備要領導政府應付殖民地權力消失後突然出現的民權社會。他的改革抱負僅限於房屋及教育。上任初期這些工作令他廣受歡迎，但他在兩方面都未能取得重大進展。董建華沒有經驗製造輿論或締結聯盟。現實是，任何龐大而成熟的經濟體系，任何人口眾多的城市，都需要經驗豐富的政治領袖而不僅是行政人員。香港不是一宗需要管理的業務，而是一個需要領導的社會。
香港人對結構問題的反應，已開始循結構上的解決方法：民主政改得到的支持，變得既廣又深。很大程度上，這不是出於對結構死結的細心分析，而是個人化的。很多人說：「我們讓北京替我們選出領導人，結果弄糟了。現在應該讓我們自己試試。」今天香港瀰漫的正是這種情緒，甚至若干商界大亨也有這種想法。
民意結果經常顯示大部份人支持香港發展民主，現時的支持更見強大。（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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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蘭德公司（RANDCorporation）亞太政策研究中心主管，此文摘譯自他於六月二十三日在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聽證會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