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承諾給予香港的各種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活動自由等，依然存在；英國法制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也都保存。跟其他地方一樣，引起爭論的是程度問題。儘管有章法大亂的時候，但各方面的自由得到落實，令人滿意。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歐緯倫（WilliamH.Overholt）
尚有兩個問題仍未解決。首先，「一國兩制」指雙方互不顛覆，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就防止顛覆進行立法。香港政府立法從嚴，受到群起反對，終而擱置。政府的處理手法閃縮，又無法復甦經濟，令過往政治漠然的社會政治化起來。
其次是民主。與中國要求自英國手中收回香港的時候比較，香港現在更為民主。但在六十名立法議員中，三十名是由代表性狹窄的功能組別選出；行政長官也是由小圈子委員會推選，北京可以親手提拔。
《基本法》訂明，最終目標是在二○○七年後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議會，但沒有定出時間表，而是要求逐步和有秩序進行；何謂適當情況，由北京判斷。
香港政府進退維艱，難以推行重要的經濟改革。要解決困局，理論上可退返較為獨裁的英式制度，或向前採取更為民主的體制，發展政治技巧、政治上的聯合陣線，以及支持政策的力量，以便政策推行。
香港人不會接受走回頭路，但假若北京感覺受到威脅，即會封鎖民主化的進程。
情理上，北京對民主化進程應可放心，因為香港既無獨立運動，民主派領袖也十分支持中國對台灣的觀點。針對中國的領袖和運動自九七年以來已經衰弱。爭取民主的示威活動依法行事、秩序井然。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中央政府及領導人都備受尊重。
然而，北京的反應是固步自封，並頒布法令，禁止在二○○七年直選行政長官，及在二○○八年普選三十個功能組別議席。
新上任的中央政府領導人，對香港事務不甚熟悉，將大型集會示威活動視為社會不安。他們作出的決定，是將之當作台灣危機，恐防會受到指摘，指他們未能保護國家完整。他們相信令經濟復甦，並堅持香港的商界領袖支持行政長官，足以平息民憤，但在成功為香港帶來經濟增長以後，卻未能平息政治爭拗，頓覺得受人出賣。他們誤將廣泛的民主運動，等同為少數幾名一直鼓吹與中國敵對的領導人物的所為。當美國表示大力支持李柱銘，令人誤信香港的民主運動是英、美協力打壓中國的產物時，對香港問題有較深認識的中國專家，都無言以對。
實際上，中央政府領導人將香港與台灣混淆、將民主運動與少數幾名與中國政府對抗的民主領袖混淆，又將香港依法舉行、秩序井然、快聚快散的集會示威活動與中國國內的反政府示威活動混淆。二○○四年一月至五月的連串高壓措施和公布，令香港瀰漫緊張和焦慮的氣氛。
六月起恢復了有建設性的討論。民主派領袖重申效忠中國，並建議將七一大遊行轉為慶祝公民自由。香港政府領導人矢言恪守自由、人權、法治和民主等核心價值。中央政府發言人隱晦地承諾與香港各界恢復對話。雖然沒有保證北京會由進行磋商進展到提出實際建議，但有建設性的對話、高層一再表示最終會過渡至普選，以及香港和中國一眾主要人物的改革智慧，都有助樂觀派建立信心。
美國政策應該依循甚麼原則？我們當然支持民主進程。關注今日種種問題之餘，要緊記香港現有各種自由的價值。因此，若中央政府的行動可能損害香港而我們需要作出回應時，務須小心在意，不要自己也做出損害香港的事情。
美國現下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不論我們的意願是多麼良好，現實是香港必須得到北京首肯，才會得到民主。反對民主的力量如能成功將香港問題界定為中、美對抗而非與香港人進行對話，將會是他們的勝利。我們穩中求勝，也不保證必定成功，若過份冒進，勢將失敗無疑。香港的民主力量正在組織工作，務求增加北京對民主進程的接受程度，我們不要錯手影響他們的努力。
若這建議看似軟弱無力，仍有以下可堪告慰之處：假如中國領導人與香港正面對抗，中國方面蒙受的經濟損失，將遠大於任何我們所能想像的制裁行動。出動威嚇和武力，只會是自己制裁自己。
如果有人斷言能對短期局勢作出預測，這個人或許未能掌握實際情況。
且容我提出兩個正面的看法：第一、迄今為止，中國的改革派領袖在計算國家利益方面，都展現出相當智慧，而任何明智的利益計算都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沿用鄧小平過去對香港政治展現的丰度，日後將會得到巨大回報。第二、與一九八二年中國向英國要求收回香港時相比，香港現在更為民主，也有較多自由。成百上千的評論員曾說香港不可能比過往更為民主自由；對前途完全悲觀的人，就像這些評論員一樣。
（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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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蘭德公司（RANDCorporation）亞太政策研究中心主管，此文摘譯自他於六月二十三日在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聽證會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