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想扶持楚王曹彪去抗衡司馬懿獨攬朝政，司馬懿把他殺了。軍政首領郭淮的妻子是王凌的妹妹，司馬懿不放過她，派人來要人。郭淮先是擺出大義滅親的姿態要把妻子交出去，接着組織千百百姓牽衣攔道，號泣阻擋，郭家五個兒子還叩頭流血懇求父親救救母親，郭淮這才讓人追回妻子，寫信給司馬懿說：孩子死了娘，孩子活不了；孩子活不了，我也活不了！司馬懿看了信奏請皇帝赦免了郭淮的妻子。
陳四益先生那篇〈請願的結局〉說：司馬懿老奸巨滑，老早看破郭淮導演的這齣戲，心中盤算的是郭淮駐守西北，擁有重兵，一面要對付蜀國，一面要安撫羌胡，為王凌一個妹妹把郭淮逼得去跟蜀國和西羌聯成一氣，收拾起來肯定沒有王凌那麼便當了：「從大局考慮，放過郭淮的妻子，示恩籠絡，安定西陲，才是上策」！陳先生說：「這一次請願的成功，並不是請願的結果，而是力量的平衡、利害的估量達成的一種妥協」。
七月一日五十三萬人大遊行之後，二十二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署去信約見董建華要求重新啟動政改機制，說是「四二六」决定在先，大遊行請願在後，中央和特區政府必須因應新情況審視○七、○八普選的問題。消息既出，左派立刻寫文章說民主派挾遊行以令中央；一位封筆多年的政論家深夜來電話對我說：「我不覺得五十三萬人遊行全部是為了爭取○七、○八普選。遊行請願請的是治港班子要以香港的福祉為念，中央政府要以兩制的協議為念，不要事事妄顧香港人的心願！」
我也覺得遊行還有一個更廣泛更長遠的訴求，那是希望香港的民主步伐可以步步加快，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可以步步鬆動，讓香港人的政治參與空間相應加大。香港人不是駐守西北的郭淮，沒有擁兵自重的本錢，人大常委否决○七、○八普選的定案因此不太可能像郭淮的妻子那樣得以翻案免死。陳四益先生說，「對於專制的統治者，請願是不起作用的。請願的規模愈大，專制者愈感到威脅，下手也就更辣」。這一點香港人是知道的；知道了還有五十三萬人平和上街陳述訴求，那才加倍可貴，加倍可敬。
我愛讀陳四益先生的文章，今年過完七月一日重讀他的這篇短文，我的感受自然更加深刻了。他說，司馬懿的兩個兒子後來要殺嵇康，太學生聚眾請願要追隨嵇康學習，結果反而加快了嵇康的死亡：「魯迅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這套把戲看得很透，『三一八』之後他寫文章說，希望從此不要再請願」。到了劉文典教授得罪蔣介石被拘禁多天，胡適和幾位先生著文批評蔣介石政府不是法治是人治，認為劉文典應當到法院控告蔣介石，魯迅竟然寫文章譏刺胡適，陳四益說他覺得魯迅「大大不該」：「人家胡先生在向蔣介石爭民主、爭法治，魯老先生何以非但不支持還要諷刺？我以為這就是因着對國情認識不同產生的隔膜。」劉文典控告蔣介石就算輸了，控蔣之舉到底宣示了民主法治的大無畏精神。胡適跟魯迅大不一樣；遊行請願跟不遊行請願因此也就大不一樣了！
（圖）溥心畬《松嶺夕靄》小畫片
逢周一、三、五刊出
電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