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數中國共產黨最喜歡的香港鬼佬，恐怕非鍾逸傑莫屬。他曾任布政司和署理港督，其後大力支持特區的新領導班子，又在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期間，不斷批評他推動政改，令人印象深刻。
韋安仕（SteveVines）
《石頭記：鍾逸傑回憶錄》（FeelingtheStones:ReminiscencesbyDavidAkers-Jones）結構頗為散漫，鍾逸傑除了闡述自己的政治立場以外，也一如所料，回應了外界指摘他「轉軚」或「背叛英國」的批評。
鍾逸傑一再強調自己不同於一般外籍公務員：他長時間在新界工作，廣交朋友，深入了解地區事務。
一般外籍公務員退休後都返回祖家，鍾逸傑卻在香港定居下來，並先後在公營和私營機構擔任高薪厚祿的要職。
因此，鍾逸傑確實對香港有深厚感情，指摘他「轉軚」有點不着邊際。雖然鍾逸傑沒有明言，但本書充份顯示，他由始至終堅信政府應該是「仁慈的專政」。他早已料到，中國的香港政策主要是延續殖民地制度：由少數精英管治香港，一般民眾不須參與政治。
鍾逸傑當然沒有明確表達這個看法。他只是拋出一大堆「證據」，說明「仁慈獨裁」的所謂優點；又認為即使香港實施民主改革，也不應在短期內實現。我雖然絕對不同意鍾逸傑對民主發展的看法，但認同他的基本前設。正因如此，我在拙著《香港：中國的新殖民地》（HongKong:China'snewColony）指出，中國管治香港的主要目的，是將舊殖民地變為新殖民地。
跟所有獨裁政權一樣，中國政府最憚忌人民。任何人有意組織不受國家控制的自主團體，都觸動政府的神經。鍾逸傑的態度有點類似，他雖然不厭其詳地講述自己了解基層，但若大部份人的看法與政府不一樣，他似乎認為民意可以不理。
舉例而言，在八十年代中期，興建大亞灣核電廠曾掀起很大爭議。鍾逸傑不提當年有超過一百萬人聯署，促請政府停建核電廠；反而津津樂道爭論怎樣逐漸平息，立法局又怎樣形成「比較持平」的意見。
故此，鍾逸傑不認同社會上廣泛的民主訴求，絕不叫人意外。一九八七年《基本法》草擬期間，社會上曾有激烈的政治爭論。鍾逸傑不屑地說：「一般人對不明朗的姿態都不感興趣」。該年稍後時間，政府發表《憲制發展綠皮書》，他則表示「除了少數熱衷於政改的人」，大眾的反應相當沉默。
兩頁之後，我們讀到鍾逸傑和夫人參與抗議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大遊行。若他確實有參與，當會發現自己身處超過一百萬人的行列。或者他仍然認為這些人沒有政治熱情吧。
他愛引述一些來歷不明的民調，說明港人不關心政治，但卻從來不提有多少人參加：就連民主派在歷次直選成績驕人，贏得大多數選票這一項簡單事實，他也隻字不提。
另一方面，鍾逸傑卻總不忘稱讚中國政府。他認為，到了九一年，「中國的改革還在繼續，天安門事件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難怪中國政府委任他為港事顧問，為北京的各項香港政策作橡皮圖章。然而他卻聲稱，「港事顧問是防止中方干預的一座城堡」，確乎令人摸不着頭腦。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較早前就香港政局發表了一些委婉的評論，奉承北京的「擦鞋親中派」立時群起而攻之，指她身為退休高官，不應批評政府。不過，當年彭定康推動政改，鍾逸傑的批評遠比陳太更加尖銳。親中派聲言陳太的行為開了壞先例，也許他們已將鍾逸傑從集體記憶中刪除了吧。
鍾逸傑解釋，他之所以成為港事顧問，捲入政治爭論，是為了「弘揚我的觀點和對前途的信念」。陳方安生大概也是這樣想。
本書有不少部份頗為沉悶，大可略過不讀，也有一些顯著的遺漏。例如關於文化大革命對香港的影響，鍾逸傑理應熟悉殖民地政府處理騷亂的內情，但書中只是一筆帶過。他自詡經常跟中方官員親身交換意見，又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中，參與英國政府的內部討論。他只講中英達成協議後，晚上在九龍會的晚會上聽到的評論，賓客和侍應都認為，最終的協議「比我們希望的要好」。除此以外，整本書再無片言隻字提及這段有趣的歷史。
書中另一段描述，我清楚知道其來龍去脈，也使我懷疑本書其他部份是否準確。鍾逸傑聲稱，《東快訊》（EasternExpress）當年一篇報道破壞他的名譽，當時我正是該報總編輯。報道指，他以極優惠價格購入一幢住宅及旁邊的官地。鍾逸傑提到記者到他寓所查探事實，在一輪錯漏百出的描述之後他說，「刊登前也沒有人找我們核對過事實」。他又暗示，報道是為了幫助彭定康而編造出來的。這些完全是一派胡言，然而他似乎不理會事實。
在某程度上，本書無意中揭示了一個殖民地老官僚的內心世界，例如絮絮不休地談論瑣事，例如以高高在上的態度看待他「服務」的民眾。本書可以使我們更了解香港嗎？似乎不能。
……………………………………………………
作者為Spike雜誌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