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替中國推翻帝制，模仿西方建立了一個不三不四的「共和」，在世界現代史上，只留下了笑柄。
中國的帝制，是不可能推翻的，因為中國人每人心中都還在供奉着一套帝制。中國人的語言，是一套完整而嚴謹的帝制語言。香港的打工仔見老闆，叫做「面聖」；老闆的意思，叫做「聖旨」；老闆身邊打小報告的人，叫做太監。中國衞生部長張文康，叫做江澤民的「御醫」。
不久前一位漫畫企業家，稱他的漫畫師班底為「御林軍」；親中者把七一遊行定為「大逆不道」，把要求自由人權的聯署廣告叫做「檄文」。文化大革命紅衞兵的口號叫「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到了今天，中國動不動就駡看不順眼的人是「別有用心」、「聚眾鬧事」、「十惡不赦」，對於邊遠地方，恐懼出現「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因為有安祿山和吳三桂藩鎮之亂的情結。
語言是集體行為心理的影像，語言是一個民族集體智商的結晶。例如，英國人常常看不起法國人，認為法國人不擅長航海，因為法文詞彙裏關於航海的名詞不及英語豐富。對於「港灣」一詞，英文就有bay、creek、cove三個字︱︱bay，是大的海灣；cove，是隱蔽在內陸叢林之間的淺灣；而creek，是專指通向大海、湖泊或河流的灣。英國人說：對於海灣，我們有三種不同意義層次的名稱，證明我們的地理學比你們發達。
但法國人卻反駁：在法文裏，「河流」就有兩個字，一個叫riviere，是指流往或流進湖泊的內陸河，另一個叫fleuve，是專指只流向大海、一定有一個鹹淡水交界出口的河。而英文的river，卻泛代表了兩種，是你們會航海還是我們更會？
一個民族的文明指數，就體現在語言之中。中國人的地理詞彙貧乏，因為缺乏探險求知的精神；廣東人愛吃，嘴巴刁，因此「烹調詞彙」豐富（如燜、燉、燴、烚、釀，在中國的北方話裏無法形容），但不論北京、上海、廣東，「帝制詞彙」卻繁多而常用，不但常用，而且融入了中國人的血液，主導了中國人的行為和思維方式。開口閉口都是「聖上」、「御醫」、「太平盛世」、「大逆不道」、「檄文」之類，中國的皇帝，在中國人的心中，中國三千年的專制之賊，也在中國人心中。
直到今天，中國還是把布殊看作秦始皇，把自己看作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劉邦項羽。雖然換上了羅湖城的翻版意大利西裝，說着結結巴巴的英語，但中國人真的需要皇帝，他們心中永遠有一個光禿的腦袋和豬尾巴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