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
撤銷租務管制原屬孫九招的一招，提出已近兩年，但因涉及修訂法例，故遲遲未有實施。今次阻礙法例通過的，竟是崇尚經濟自由的自由黨。
政府原來打算全面撤銷租管──租約到期，業主有權不再與租客續約，但自由黨卻提議，月租三千元以下的租約例外，可享三年寬限期，以保障基層市民的利益。
這項修訂，如由梁耀忠議員提出，人們會覺得順理成章，但由自由黨提出，人們會懷疑自由黨是否改變了自己的政治路線。難道是因為去年在二十三條問題上臨尾變陣不做保皇黨發覺有分加，故今次不顧黨綱也要阻政府一阻。
香港的租務管制始於二次大戰之後。當時，大量為逃戰禍的港人陸續回港，但香港原有的樓宇不少已受戰爭破壞，供不應求，租金急升，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政府才制訂法例，限制業主隨意加租。
其後，租務條例經過多次修訂，至今只剩下住客的居住權的保障。即是說，租戶在租約到期時，只要願意繳交市值租金，就有權住下去。業主除非想收樓自住，否則得與租客續約。如果雙方對何為市值租金持有不同意見，可交租務法庭訟裁，但租客的租住權不受影響。
這樣的法例，多少有點偏幫租客，因為當租約到期時，租客不喜歡業主可以搬，但業主不喜歡租客卻不可叫租客搬。有些職業租客，更千方百計難為業主，敲業主一筆賠償後才肯搬走。因此，很多業主寧願把物業空置，也不輕易出租，以免從此被困。
這種扭曲市場的法例，表面上是保障租客，長遠對租客亦不一定有利。因為，業主寧把物業丟空，也不出租，減少可供出租的單位，租戶選擇變少，只好接受租金較高的樓盤，帶動市值租金上升。
此外，要維持租務法庭的運作，行政費用相當高，納稅人亦需為此付出代價。另一方面，由於業主感到法例對他不公平，故不願意買樓收租，有多餘的錢寧願投資在金融市場，也不投資在地產市場，以致流入地產市場的資金受到遏抑。孫九招視放寬租管為一招就是這個原因。
今次自由黨並非完全反對撤銷租管，而是反對推行過急，希望讓月租三千元以下的租戶有三年寬限期，三年後才全面實施，但這項修訂其實沒有必要。
租務法例是在樓宇供不應求時提出來的，但現在市場上的樓宇已供過於求，尚有大量空置單位未能出租，根本毋須擔心業主會任意加租。
事實上，近年本港通縮嚴重，租金連年下跌，業主不知多麼歡迎租客不走，繼續續約。故在這個時候撤銷租務法例，對普通租客可謂影響甚微。
況且，月租三千元以下的主要是細單位，持有這類單位的人，可能亦不是甚麼富裕人家，法例有責任保障小投資者利益。小投資者現在並非要求法例偏幫他們，而是要求一視同仁罷了，合約到期後，雙方重新議訂新合約，乃自由市場運作的基本形式，自由黨怎可以連這也反對？
我並非反對保障基層生活，但這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不應將責任強加在個別小業主身上。租務法例只是樓宇供不應求時，政府的權宜之計，現在供不應求的環境已不存在，撤銷租管可謂理所當然。
現在香港樓宇的總存量已超過家庭總量，根本不用擔心供不應求。尤其是近年人口增長放緩，新生家庭減少，政府又提供大量公屋，要租細單位的人根本不多。加上七八十年代，發展商已建了很多只合新生家庭的細單位，將來小業主換樓後，可能乏人承接。因此，細單位的租金根本沒有大升動力，自由黨毋須不惜違背黨的信念去幫助月租三千元以下的租客，他們若有困難，可申請公屋，那裏的環境不比舊時私人發展的細單位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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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原集團主席，因作者外遊，文章暫停止逢星期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