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銳
最近一段時間，因為「校本管理條例」，政府與多個辦學團體，以及一些民間團體，各執一詞，激烈辯論。筆者雖然是基督徒，但所屬教會沒有參與辦學；而筆者亦暫未有兒女，故此，有關條例對筆者並無直接而即時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討論過程中，牽涉不少經濟學概念，筆者身為教師，或有責任澄清這些概念，免得下一代被誤導。
首先，有人認為家長能參與管理過程，便是民主，而反對者，便是反民主。筆者並不知道反對者所持理由是甚麼，但若純從經濟學角度看。
家長的參與，跟一般的民主討論仍有差別。現時，很多家庭只有一名子女，就算有多名，亦未必能同讀一校。因此，家長對校政的「開懷」，可能只有六－七年時間，加上學生可以轉校，「開懷期」可能更短。但政治上的選民，卻可能在一個地方居住一輩子。特別是一些較低技術，較不富有的家庭，他們移民的機會較少，可能連下一代也會在同一個地方居住，所以，市民對政府的「開懷期」，可能遠較一個家長對一所學校的「開懷期」為長。亦因此，單從經濟學角度看，家長作出短視政策的動機亦較強。事實上，就筆者所知，美國一些州立大學就因為受到選民的間接壓力，不能逐出成績欠理想的學生。相對之下，私立大學平均來說較嚴格。
有人或會問，為何在美國，家長的參與會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採用「財務聯邦制」（fiscalfederalism）。每個區自訂物業稅率，用以支持該區的公立學校。而家長若希望子女就讀某公校，必須搬入該區居住。因此，若公立學校辦得不好，對該區的物業價格有直接影響。這與香港不同，亦解釋了何以美國家長對公校如此關心。事實上，有不少研究顯示，一些無兒女的人亦非常關心區內公校的情況，甚至贊成增加物業稅以籌集資金，改善公校水平。原因一樣，因為公校的辦學水準直接影響物業價格。
現時的資助學校，建築物及部位設施來自辦學團體，家長，甚至舊生（基於感情）的捐獻，而老師的薪水，則來自政府。因此，若說起「財產權」或「擁有權」誰屬，實在不易說清。而近年有不少老師在基準試中不及格，又確實令政府及很多家長不安；更不要說校園「欺凌事件」，或「老師打架事件」。因此，現時確實需要時間，讓各方面冷靜下來，從長計議，找出一個各方面皆可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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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