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紅出訪非洲期間，突然主動邀請前去採訪他的香港傳媒茶敍，並大放軟調，表示「中央與民主派無矛盾和衝突」，因此不存在和解問題。他說溝通可以減少誤會，他願意與任何人見面，但溝通要有基礎，基礎就是大家都必須維護一國兩制，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如果甚麼事都反對的話，雙方就很難溝通。至於部份民主派議員沒有回鄉證的問題，他承認有這個問題，但有關部門的決定是有道理的，只是他現在不想講這個道理。談到七一遊行，曾慶紅說，七月一日可不可以喜氣洋洋慶祝，不要上街遊行？
有人認為曾慶紅的談話，表達了高層對民主派的善意；有人認為這是北京「一手硬，一手軟；高層軟，低層硬」的表現。
對中共一貫行事方式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愈是位居高層的人，愈會表現得溫和、靈活；但真正反映中共黨的原則決策的人，反而是中層幹部。原因之一是位居高層的人要留下一些後退、緩和、和解的餘地；二是位居高層的人因大權在握，不怕被人指為「投降派」、「缺乏敵情觀念」或思想右傾之類，比較不會有寧左勿右以避免受批評或失去更上層樓機會的想法。文革期間，中美關係取得突破，始於毛澤東會見美國作家斯諾的談話；尼克遜第一次訪華，也是立即由毛會見對中美關係定調。毛作出讓步，誰敢批評他右傾？然而，下面執行工作的中層幹部，則會繼續奉行中共所貫徹的較左的外交路線。
對台灣問題也如此。中共最高層曾對親台的海外學者表示，只要「統一」，中共可以考慮改國號、改國旗，可以恢復用「中華民國」國號。這位親台學者，信以為真，到台灣大肆宣揚，結果中共不予回應，弄得灰頭土臉。
曾慶紅的談話，不是突然興之所至、心血來潮，而是事先有周密安排的。談話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針對七一遊行。說民主派「甚麼都反對」就沒有溝通基礎，其實是擔心七一遊行喊出「反對人大釋法」、「反對人大否決雙普選」的口號。他認為這不是維護一國兩制，也不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做法。說到底，是希望香港人在七月一日「喜氣洋洋慶祝，不要上街遊行」。
問題是：一個婢女被老爺施暴以後，她如何「喜氣洋洋」得起來？香港五十萬市民在去年七一提出「還政於民」的口號之後，被中央硬生生地施暴、把既是市民要求又符合人權公約的政治權利打下去，倘若這樣的香港市民還可以「喜氣洋洋地慶祝」，豈非自我作賤、自取其辱？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區的人民會看得起香港人？還有誰會相信香港還有一個兩制？誰還會相信香港可以做「中國通向世界」的國際城市？誰還會相信香港可以保住一個國際城市的繁榮？香港的未來，是不是只能依靠窮親戚施捨之下吃點殘羹剩飯？
筆者從韋伯的從政理念出發，支持民主派人士主動與中央和解，支持他們可以「退一步」。七一示威遊行可以少喊幾句「還政於民」、「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然而，香港人恢復政治權利的意願是不能放棄的，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的核心價值是不能放棄的。因為幾個笑臉就把對核心價值的堅持放棄，那就沒有了「兩制」，也無法維護一國兩制與香港的繁榮穩定。
在沒有具體行動回應民主派釋放的善意之前，曾慶紅的笑臉只是應付七一的權宜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