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正如哈維爾所說：「在後極權社會，真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有特別的重要性」。就蔣彥永大夫而言，他首先是一個救死扶傷的醫生，挽救生命是職責所在，但當他無法用醫術幫助那些被中共政權藏匿的沙士病人時，當他面對六四死難者被開花彈炸開的傷口而無力回天時，他將自己看到的事實說出來，這是作為一個醫生的最高境界，也是民族良心的體現。無論對沙士真相的揭露，還是為六四正名的要求，其巨大的震撼力並不奇怪，這就是公開說出真話的力量。
在一個謊言與暴力充斥的環境下，公開說出真相，這種文明的反抗方式，對專制政權的衝擊力度是無法估量的。因為，專制政權從來經受不住真實的拷問；因為，人民渴望真實的聲音。說出真話這一簡單的行為，大大增加了專制政府維護謊言的運作成本和法律風險，使專制政權陷入尷尬的道德處境，促使其內部產生各種微妙變化。
由於有許良英、楊憲益、吳祖光、丁子霖、蔣彥永、劉曉波、杜導斌等無數秉持良心的公民勇敢地發出真實的聲音，今天的中國，有大量迹象顯示中共專制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深層次挑戰。
對蔣彥永的扣押，暴露了中共政權在這種挑戰面前的極度恐懼心理，在蔣彥永等良心人士的真話面前，一貫以謊言和暴力統治中國的的中共政權，必將敗下陣去。蔣彥永拒絕中共的釋放條件，則顯示了蔣大夫真理在握的絕對自信。「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來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而在此之前的一句句真話，在平民百姓中的傳播，便是為這解除所做的必要鋪墊。
由於這些真話的力量，我們看到，六四的劊子手李鵬已經不敢再義正詞嚴地「反對暴亂」，而是想方設法推卸責任，今天，他們所面對的雖然不是天安門廣場百萬隻舉起的拳頭，但此起彼伏的是來自真相被說出的壓力。在這種聲音面前，他們同樣感到恐懼，卻無法用坦克進行鎮壓。
六四屠殺十五年來，儘管中共當局採取了嚴厲的打壓，但是，異議的聲音從來不曾斷絕，表面看來，這些聲音被中共的輿論控制所封鎖，尚不足以對現實政治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但是，愈來愈多的人敢於在不同場合拒絕謊言，尋找機會發出真實的聲音，使中共的打壓政策逐漸失效，由於一個個話語英雄的抗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通過自己的努力，正在一寸一寸地爭取到更大的輿論空間。這為未來的民主變革創造了必要條件。
謊言與謊言的結合來自於利益與陰謀，而真話與真話的對接來自於人類的天性，因此，說真話的人更容易從彼此的聲音中找到共鳴，並相互鼓舞。當我們說出真話的時候，我們是強大的，當我們說出真話的時候，我們不會感到孤獨，並對未來懷有一種蔣彥永式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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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八九民運學生領袖，文章隔星期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