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七一，中央及香港親中共人士，都紛紛發表公開談話，企圖抑制市民參加遊行，尤其是企圖力壓遊行中出現「還政於民」、「爭取○七、○八普選」這樣針對人大釋法的口號。
負責香港事務的最高領導人、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也開腔了。他在評論香港七一遊行時說，不管以任何形式爭取民主，都要「為了一國兩制好，為了香港繁榮穩定好」。
星期天，中聯辦主任助理王如登說，回歸這麼高興的日子，應該多搞慶祝，少搞對抗，七一遊行展示人民力量，是想向中央施壓，要人大常委收回否決雙普選的決定，這是搞對抗對立，對香港沒有好處。
港區人大常委曾憲梓也說，七一遊行應搞慶回歸活動。港區人大代表王敏剛說七一遊行大逆不道，是對推翻不平等條約歷史的一個侮辱。另一人大代表鄔維庸認為，港人藉七一遊行發表意見不理會中央感受，導致港人與中央關係惡劣，想建立良好關係應該避忌。另一方面，也有倡議與中央和解的民主派人士，提出將七一遊行的口號改為「慶回歸，爭普選」。
香港市民有多少人是真心誠意地把回歸視為「高興的日子」去慶祝呢？九七回歸時這樣的人不多，經過特區政府七年的劣質管治，真心「慶回歸」的人就更少了。除了少數因回歸而享有特殊政治利益或經濟利益的人以外。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後，許多香港人辦移民，當然，後來因為在國外不好找工作又有不少人回流香港了。但這並不表示香港人對回歸有信心。當時有人認為，基於民族主義立場，香港人不應抗拒回歸。然而，站在「人」的立場，倘若過去四十多年（回歸時是中共建國四十八年）中國大陸搞得比香港好，那麼香港絕大多數人都會歡欣鼓舞地慶祝回歸。倘若香港有許多人對回歸有抗拒之心，那麼這些憂慮回歸的人不應有民族主義的罪咎感，而是中國領導人應該有這種民族主義罪咎感。
香港回歸七年了。如果回歸七年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績好，別說比回歸前好了，只要維持原有的自由、法治、人權管治素質以及經濟平穩地發展，那麼香港仍會有眾多市民高高興興地慶祝回歸七周年，市民也不會提出或響應，「還政於民」這樣的口號，甚至也不會力爭○七、○八年普選。然而，回歸七年，管治素質每下愈況，經濟政策反反覆覆舉棋不定，董政權不斷地在公務員、在教育界、在醫護界、在傳媒甚至在地產商之中製造分化，商人治港對個別商人的明顯偏袒，已到了市民無法忍受的地步。而這時候，董伯仍在中央欽點之下連任，連任後又強硬地推出損害市民自由、人權的廿三條立法，再加上沙士一役，市民忍無可忍，才使「還政於民」的訴求大大上升。中央對港人這種訴求，以施暴的方式壓制，遂造成廣大市民的怨憤。如果中央依據香港人的意願處理董的連任，如果中央依據《基本法》處理香港的政制問題，那麼香港不會有人與中央對立、對抗。如果香港七一仍有三十多萬人上街，叫出被認為與中央對立、對抗的「還政於民」或「爭取○七、○八普選」的口號，那麼應該檢討、自省的不是上街的市民，而是中央領導人。
如果中國過去五十多年搞得比香港好，如果香港回歸七年搞得比回歸前好，那麼香港市民仍要在七一上街遊行表達反對中央的意向，就是對推翻不平等條約歷史的侮辱。如果香港市民受了七年的怨氣，又被人大常委硬生生地壓制香港人的政治權利，而仍然忍氣吞聲，甚至跟着那些宦官、侫臣、跟屁蟲後面，高呼「慶回歸」這樣的違心口號，那才是對香港人、對中國、對「一國兩制」的最大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