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輝
唐代羈糜州府的設置，其用意是為調節不同政制地區間的矛盾，在文化中國的此一概念仍未形成之際，通過一種劃一的方鎮設計，藉以維繫一種外置式的軍事節制。
但當文化的衝突溢出軍政制度設計的時候，它的反擊力卻是異常迅猛的。九世紀中葉開始，從中亞腹地延伸至北緯三十八度以北的廣泛地區，外置式的軍事節制系統分解成多極的權力中心，與中國皇朝政治相始終而仍無法愈合。
由於國家領土的承傳長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中，無論制度設計是採用「對外經濟援助」（例如宋代），抑或「以流官代土官」（例如明清），外置式的軍事節制系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國土分裂的傾向，以至於創建共和的民初政府仍然無法取得統治的合法性。
中國近五十年的政制發展改變外置式的軍事節制為內置式的政務自治。在統一國家意志的前提下，自治區和州政府都享受各種政治上的差別對待，而中央政府又藉回應實際情況對地方事務採取一種「分辨式的干預」（differentiatinginterference），從而糾正一千多年以來劃一的統治方式帶來的弊端。
驟然看來，內地為香港設置的「一國兩制」仍然是內置式政務自治的一種延續，是為便於內地干預香港政制事務的一種設計。但從深層次去看，自治區和「一國兩制」卻截然是兩種不同的體制。與前者基於民族利益和國防建設的考慮而不得不要作出深淺不一的干預不一樣，後者超出優先次序（priorities）的考慮，而直接訴之於一種新的價值觀（value）的塑造。
首先，對外而言，香港不僅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也是全球政治一體化的產物。多少年來它賴以生存的金融、通信、房地產、旅遊等服務行業，都是西方議會政治的衍生物。議會政治所張揚的公共監察機制，幾乎都是通過一種專業團體介入的方式，形成一種獨立於政府和企業的第三部門，因而這些事業原來便具有高度自治的性質。
其次，對內而言，香港維持着一種與內地截然不同的政體，而且中間幾無橋樑可渡的。但由於處在中國政治連續體的另一末端，它在殖民地時代的隱晦的政治運作過程，通過移置中國的政治舞台後，迅速被放大和拔高，使得在轉型期內它的政制趨向，始終吸引內地民眾的關注。
由於內在的和外在的條件，注定內地與香港必須進行密切的政治對話和溝通，通過一種內置式的民主體制，建設一種有別於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機制。這個體制的肌理尚未形成，但它的輪廓已然具備。首先它是躍進式的，其次它是層圈式的，而兩者都脫胎於中國近今的政治地理。
躍進式的設計既是擴張性的又是內向化的。在CEPA框架下，香港開展與例如是重慶等大城市進行「只談政策，不談投資」的結對式會議，為全國一體化的無區界經濟表達各種詮釋意見。一方面層層深入，另一方面又使得香港轉向中國初步形式的城市體系中，精細化了它在中國城市的分工職能。
在內向化的同時，層圈式的設計也為平面上的點的躍進設置限制條件。目前泛珠三角觀點的提出，固然是為啟動下一輪的經濟增長調整增長極的布置，但藉着層圈式的設限，香港首次涉入內地區域化的政治程序當中，在放眼全國經濟的同時，也要立足在局部的區域一體化政治當中。
在這種趨向於平面化的政治設計當中，北京和香港之間構建了一條與其他直轄市不一樣的軸線空間。當京津、京滬乃至京渝軸線都是中國科層政治的產物，藉着「比較利益」的驅動，不斷由中央向地方輸送政策和高層官員，京港設定的運行軌迹卻是為了共同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而構建的。
從這種意義上說，京港軸線可以說是旁生的。它實際上已經超出經濟利益的考慮，為了一個更大的設計意圖實驗着各種古老概念的轉型，大至國家議會對地方法律的詮釋，小至企業對反傾銷指控的應訴，儘管政治語言的使用和政治動員的方式兩地大有不同，但民意的塑造和立法主旨的趨同，卻有着驚人的共通之處。
一切都是起源於對一項一千一百年前的制度的自覺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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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