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端午節前不久，南韓政府想把端午節向聯合國申報為韓國的「文化遺產」，引起中國網民一陣小小的喧嘩。
端午節本來是中國的「文化遺產」，而且是中國兒童在幼稚園課本裏模糊接受的「愛國教育」人生第一課。悲劇主角屈原是「愛國詩人」，因為勸諫楚懷王無功，受到奸佞小人打小報告，投汨羅江自殺。
屈原的「愛國」，以今天崇尚人權自由的廿一世紀標準，顯然十分可笑。在春秋時代，中國「分裂」成最多共四百多個小國，由於社會的發展擴張，知識需求很大，讀書人和游俠一樣，本來都是「東家唔打打西家」的自由人。管子就說過：「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屈原的才能抱負，雖然不容於楚國，大可以投奔他方。既然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屈原雖然是楚人，如果他的胸襟夠大，眼界夠廣，投奔齊魯晉等其他強國去自薦，帶兵回攻楚國，後世的中國人固然少了一樣叫糭子的高膽固醇食物，特區政府也不必為取消主辦國際龍舟節而多一宗罪責，屈原的功績必將更偉大，可謂「三贏」。
屈原對亞洲包括韓國的遺害，在於其「愛國」思想，嚴格局限於「忠於楚懷王一人」的「戀君」情結的狹窄套框之內。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把「愛國」與「戀君」兩相混淆的第一胡塗人。當然，「戀君情結」不由屈原首創，而是儒家的祖宗孔子和孟子的基本教義。孟子推崇孔子「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孟子本人也確定「戀君」是人性的本能：「人少則慕父母，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屈原正是孟子推崇的「慕君情結」的忠實執行人——「不得於君則熱中」：意思是熱切盼望得到君主的賞識，希望楚懷王多瞧自己一眼，君主的眼神沒有投過來，自己就心如鹿撞、躁動不安。屈原對楚懷王不止是忠貞，而是依附到了飢渴的情緒化程度。幾年前本港的同性戀組織把屈原「選」為中國同性戀之神，實在目光如炬的正確抉擇。
屈原留下了端午習俗，中國人過端午節，又把屈原的戀君情結循環讚頌、世代承傳。因為有了屈原，中國永無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在屈原之後，二千年的中國官場就陷入「忠臣、小人、昏君」的「痛苦三角銼」的詛咒定律而再難自拔（偶而還加入外戚的搗亂成為「內耗四方城」）——西漢的忠臣汲黯，被奸臣公孫弘向漢武帝進讒而被殺，東漢的忠臣李固，為奸臣胡廣陷害，以後各代的岳飛、楊璉、袁崇煥，都是屈原的冤魂多番托世、悲劇無限重演，他們比屈原更不幸的是，他們處身的朝代已經完成中央集權，他們一旦成為屈原，即使勇於抉擇，也別無出路，不像歐洲的哥倫布，遇上意大利、葡萄牙、法國等各國的胡塗君主，最終還能找到一個英明的西班牙皇后伊莎貝拉贊助他西渡大西洋。
屈原對中國後世的「貢獻」，不是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肯研讀的楚辭，而是中國兒童的早期，就提醒了他們，長大之後面對的多半是一個到處射暗箭、打小報告的小人國，以及不懂分辨是非曲直的昏庸老闆。對於此一困局，屈原的「身教」十分悲觀，那就是不可向辜負你的昏君反抗，也不必對陷害你的小人報復，更不要「裏通外國」，如協助後來的秦王擴張，把楚國滅掉，結束中國的分裂，完成層次更高的「大一統愛國終極理想」，一切逆來順受，但求投江自盡。
雖然在屈原之後的兩百年，短暫地出現過戰國時代的蘇秦、張儀、商鞅、李斯等「跨國CEO」，他們終於想通了，在一個黑暗的亂世，要做一個人格獨立的知識分子，必先忠於自我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自由市場原則，正在這個沒有包袱的神采時代，中國的學術思想發展到可與希臘羅馬爭雄的黃金期，但隨着秦始皇的一統天下，西漢董仲舒的廢黜百家，身為孔孟「戀君學」的正統傳人屈原，成為中國文人柔弱性格的主流典範，從此中國文人的哭哭啼啼、婆婆媽媽，對騎壓在他們頭上的昏君暴王不但忍辱，而且還以愛慕的眼神頻頻回顧，眼巴巴讓奸臣小人僭奪權力，由《晚年周恩來》到《最後的貴族》，中國的文人一直在屈原的影子裏團團轉，找不到出路，也永不可能有出路。
因此，南韓儍乎乎與中國爭認端午節的「文化遺產」，如果只為觀光旅遊一類的市場目的，無傷大雅，真的當做遺產來揮霍使用，南韓就沒有多少前途，至少日本在明治之後，就把中國儒家的這種「文化遺產」一腳踢開了，日本今天更有興趣與中國爭的是釣魚台。
（圖）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把「愛國」與「戀君」兩相混淆的第一胡塗人。
《楚辭選》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