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中有人提出「和解」，提出「退一步」，不喊或少喊「還政於民」、「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這種對努力方向的調整，目的不僅是期待中央有所回應，更重要的是要滿足主流民意的期望：既對香港的核心價值有所堅持，也向中央釋放願意和解的善意。
從韋伯的「責任倫理」的觀點來看，就是不僅從自己的願望和理想出發，也為自己行為所導致的每一個後果負責。倘若不考慮「責任倫理」而只顧「意圖倫理」的話，那麼就只能做屈原那樣的人，而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
面對民主派中有人釋放善意，民主派內有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張文光說，司徒華與劉千石都執着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他們有時和而不同，但他們都相信有容乃大，只要光明正大，不同正是常態。民主派能否在「不同」之中取得最大共識，這共識不是自由、民主等口號，而是一些具體的、短期努力的目標，正是主流民意所期待的。
對民主派中有人釋放善意，中央高官及香港親中左派也有不同反應。一些相信寧左勿右是讓中共高層垂青的不二法門的人士，連日來或說民主派應解散支聯會，或說與民主派沒有溝通基礎，或說中央與民主派修好的機率是零，或說民主派應把七一遊行改為七一慶典，或說中央是「爸爸」，爸爸要甚麼你就給他甚麼……。這些人其實都恨不得民主派與中央對抗到底，因為一旦中央願意與民主派溝通，以民主派的民意基礎，加上民主派中許多人的學識、見地，那些靠「左」上位、除「左」以外別無一物的仁兄仁姊，還哪裏有他們的位置？
然而，如果我們看新華社記者本周一走訪中聯辦負責人所表達的意見，那麼筆者認為中央最高層對民主派中人的釋放善意，還未有定下明確的反應策略。原因是目前中央關注的，一是今年七一遊行的性質，擔心會從去年的反特區政府衍變成因人大釋法而反中央；另一是九月立法會選舉，會否因七一的動員而造成選情向民主派一面倒的形勢。為此中央對是否要堅拒民主派中人的善意，仍在思慮中。更何況，中央也有不同的派別，各自會從自己權位的利弊出發，予以考慮。
但對於民主派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去揣摩中央的意向，也就是不應像香港那些左奴，看着中央的臉色做人。民主派最重要的是調整路向以回應主流民意的訴求，在貫徹「意圖倫理」之外更要貫徹「責任倫理」。目前主流民意對民主派與中央和解，是有所期待的，民主派倘不作「退一步」的調整，當然仍可以取得相當多市民的支持，尤其是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下。但如果民主派能作一些調整，則肯定會得到市民更大的支持。
民主派可以作甚麼調整呢？筆者認為，不久前三百名專業人士刊登廣告所昭示的核心價值，應可以替代「還政於民」、「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作為民主派的口號和努力方向。若具體一點，可以提出「捍衞自由」、「力爭民主」、「改革政制」這一類的口號。一來這不會犯中共的忌諱，二來也可以在香港政商學界及市民中取得共識。
若要更加具體，那麼向特區政府提出「改革體制、改善施政」，應是香港廣大市民的最大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