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索厄爾（ThomasSowell）
假如要我舉出一位既絕頂聰明、又通情達理的人物，我立刻會想到佛利民。他的普及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和《自由選擇》廣受歡迎，後者更製作為電視節目，很多人從中體會到佛利民的明白曉暢。然而，只有在凱恩斯學說大行其道時攻讀經濟學的學生，才更懂得佛利民的任務何其艱巨。他的經典巨著《美國貨幣制度史》及其他理論著作影響深遠，可說以一人之力扭轉了經濟學的走向。
二十世紀結束時，我們已可以肯定那並非凱恩斯的世紀，而是佛利民的世紀。不但經濟學界感受到這種轉變，就連美國國策也深受其影響。要不是早在七十年代，佛利民的學說已廣為流傳，很難想像列根會在一九八○年當選總統，繼而開展一連串人稱「列根革命」的改革。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受惠於那些政策。
記憶所及，在以往所謂有教養的社會，談論自由市場是一種忌諱。佛利民一舉改變了那個局面。他的著作、在《新聞週刊》的專欄、以及在電視上的許多評論，都有很大影響力。他使自由市場成為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
說到倡議公共政策，佛利民也充份表現出思想家的風範。參與選舉的政客最主要的目標是影響選民；相反，佛利民雖然明知任務艱辛，仍努力游說民眾摒除個人的政治利益考慮，支持合理的政策。
不過在現今社會，很多人經常警告我們：討論要正反兼備，不能流於盲目吹捧。所以，我不能單單列舉佛利民的成就，更何況他的貢獻真是數也數不清。經過一番仔細深入的研究，我終於發現在一件事情上，佛利民可說徹底失敗。
佛利民沒能夠把「自由主義者」（liberal）這個詞，從美國左翼人士手中拯救出來。這名詞原來是指那些擁護自由、不支持政府干預的人士；但自從左派搶奪這個詞之後，現在竟然是那些主張持續加稅以應付政府不斷膨脹的人士，才是「自由主義者」。
澳洲和部份歐洲國家仍然沿用「自由主義者」原來的意義，佛利民也形容自己的學說是自由主義。他的著作一直能夠打動那些尊重事實和邏輯的讀者。但既然傳媒堅持自己重申下的定義，在龐大的民主國家，一小群人又能有多大影響呢？
結果，不但「自由主義者」這個詞沒有恢復它的本來意義，今天就連佛利民也給一般人稱為美國的保守主義大師。
一個保守派經濟學家，怎麼會提倡在學校、聯邦儲備局、國際滙率制度鬧革命呢？這問題留待其他人自行苦苦思考好了。
不過，只有我們這些有幸受業於他的學生，才知道佛利民的另一項才能。佛利民是出色的教師。我不敢說，當年我上他的課時已完全明白這一點。他講課，其他教授也講課；他派發指定書目，其他教授也派發指定書目；他要我們考試，其他教授也要我們考試。
很多人相信一個恒久的歪理：一位教師教學是否出色，看他在課室內的表現就知道了。單單在課室內聽佛利民講課，還未算圓滿。
當年我發現佛利民一點與別不同之處。他有一條規定：講課一開始，遲到的同學不准進入課室，免得干擾課堂。至今我對這規定印象深刻，因為有一次我遲了幾分鐘，吃了閉門羹。折返宿舍時我一直想，今天錯過了甚麼理論呢？考試用得上嗎？
自此以後，每一課我都早早到達，耐心等候佛利民步入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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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胡佛研究所佛利民公共政策資深研究員，本文摘譯自他於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佛利民自由進步獎」頒獎禮上發言，凱托文章逢星期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