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時，筆者曾為文，引用韋伯的責任倫理的觀點，籲請民主派參加中方的臨時立法會及推選委員會，私下也向有關立法局議員勸喻過。但他們均堅持不予接受。當時願參加臨立會及推委會的民主派議員僅民協的馮檢基，但遭其他民主派責難。臨立會與推委會開始提出籌組時，也為大多數港人質疑民調中的認受性極低。但在中方一意孤行而又無法改變的形勢下，民意漸有轉變。當時所作民調，有六成受訪者認為民主派應參加臨立會及推委會。尤其是，當時前副總理、香港事務負責人錢其琛也已向民主派招手，民意多認為民主派應與中方增加溝通。很可惜，民主派中的主流意見堅持了「意圖倫理」，既拒絕參加臨立會與推委會，也失去了與中方溝通、和解的機會。
目前，又遇到類似困境。香港市民自去年七一遊行後，民主意識大大提升，要求○七、○八雙普選的訴求曾持續升高。到中央以強暴方式釋法及作出「決定」之後，儘管市民中支持雙普選的仍佔多數，但支持度已趨於回落，至於認為可以實現雙普選的，比例自是更低。
原因很簡單：一是市民大都是現實的，對中央的打壓雖不滿，但也認識到在「一國」的大石力壓之下沒有機會把人大的「決定」推翻；二是畢竟民主普選與自己切身的利益如自由、人權等不那麼直接，相對於去年廿三條立法直接衝擊着市民的自由、人權，後者自然受關切更多。
在這種形勢之下，四百名學者提出捍衞新聞自由，三百名專業人士提出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較為中性、也會在廣大市民中得到共鳴的提法。
劉千石提出「退一步」，建議少喊些「還政於民」，並提出如果共產黨搞普選「我會投共產黨一票」，是民主派釋放善意的重要一步，李柱銘提出「與中央政府攜手合作」的動議，也是釋放善意的一步。
要求「還政於民」，從香港人以至普世價值觀來看，確實沒有甚麼錯。但從中共一黨專政的慣性思維來看，卻是大逆不道。因為中共從來認為，共產黨就代表了人民。中共政權稱之為「人民政府」，《人民日報》就是中共黨的機關報，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黨領導而不是國家體制領導的軍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是黨的喉舌。因此，早先有中共高官說，香港回歸中國，已經是「還政於民」了。
現在香港人要求「還政於民」，實際上是挑戰中共黨對「人民」的壟斷權。至於「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六四」更是直接挑戰中共的權力。
作為論政人士，筆者可以每天與文章講「還政於民」、「結束一黨專政」的道理；但若是從政人士，不斷講這種令對方忌諱的話，又怎麼讓對方「和解」、「溝通」呢？再以從政人士的「責任倫理」來看，主流民意似是既希望民主派對香港的核心價值有所堅持，也希望民主派能與中央和解，開始溝通，使代表市民的心聲能直達中央，民主派不能不考慮這個「責任」。
不喊或少喊「還政於民」，不等於要放棄對這個理念的堅持，更不等於要放棄七一遊行或改為搞一個慶祝七一回歸的大慶典，而是提出一個更能引起廣大市民共鳴又不會擺明與中央對着幹的口號：既是口號，也是民主派短期內的努力方向。這是對民主派政治智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