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寫《從前》的那段日子我想過寫薇姨。她經歷過的家變我知道不少，她父親臨終前幾個月靠紙筆告訴她的那些冤情我也梳理得出眉目，病人的字顯得潦草，虛弱，凝練的文筆竟然凝成了刻骨的深痛。五十年代反右給他們家帶來政治噩運，她父親母親的那段孽緣破碎了，她自己的婚姻也夭亡了。寫了快兩千字，我翻出薇姨嫁到菲律賓之前寫給我的一封謝函，我忽然想起她的堅韌和她的矜持永遠是她掩飾她的不幸的外衣，不論我把她的故事寫得多麼委婉，我終歸是在褻瀆她的尊嚴。我頹然擱筆。
今年清明節前夕我為新書《白描》寫〈楔子〉又想起一九六八年夏天住過我家的薇姨。那年她剛從泉州逃來香港，寄居在堂哥堂嫂宋王台附近的家裏。她堂哥跟我在一家福建商行做過同事，交情不淺，說是家裏孩子多，地方小，央我讓薇姨搬來我家暫住些日子，等她找到事做立即搬走。薇姨人隨和，很快跟我們成了朋友。我在〈楔子〉裏說：「一天午後，我比平日早回家，步上幾級樓梯，聽到的竟是我家傳出的一串鋼琴聲，彈的是蕭邦的夜曲，靈巧，婉約。我輕輕打開大門，薇姨纖瘦的背影在古舊的鋼琴前微微晃動。曲子彈完，我低聲叫了她一聲，她緩緩回過頭來，枯皺的臉上浮起一閃笑意：我遠遠看到她眼眶裏含滿淚水」。
牛津出版社給我出的這本《白描》上市了，先後兩個朋友都抱怨我寫薇姨寫得太過白描，應該寫多些，深些。我說我不能隨便打破我跟薇姨之間的默契，我尤其掂量不準分寸的所在，文字越熟練越要留點枯澀的飛白，飽滿了就油滑了。我近年偏愛兩位當代女作家的作品，一位是楊絳，一位是聶華苓。她們閱歷深湛，文風沉潛，境界老早攀過了世俗文學的華美，一字一句，一收一放，人生細膩的念叨一一沁人心腸，彷彿孤坐爐邊坐了好多好多個冬夜才坐出這樣的頓悟。飽讀詩書自是她們底子厚實的緣由，難是難在讀世事讀世情當作讀書那樣讀，筆底從此隱約流露一股淡淡的書卷氣，淡得若有若無，濃了反而要嫌迂闊了。
閱人如讀書，這也是我這幾年來的體會。楊絳說讀書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去欣賞和品評，使用繩子是從最薄弱的一段去斷定繩子的質量，政治家企業家把人當作繩子使用，書呆子才把人當書讀。聶華苓說花香、書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黃昏後，那是殷海光談羅素的時候了，「羅素可不是隨隨便便談的」。那天殷先生拿了《羅素畫傳》給聶家三代人看，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連忙把書從聶華苓手裏搶了過去，綳着臉走了出去：「書和花就是他的命」。
聶家五十年代飄洋到台北初期跟殷海光分住過松江路一條巷子裏的房子，聶華苓《三生三世》裏寫的那篇〈一束玫瑰花〉寫的正是那段日子的殷海光。她把殷先生當書讀了，當書寫了，小中見大，整練有方，殷先生看了一定半悲半喜。寫薇姨這樣寫就好，可惜我沒這本事，只剩「歲月老了，薇姨走了，她留下的那幅白描喟嘆不漫不漶，耐我摩挲」。
（圖）伊秉綬臨碑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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