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起來跑到學校演講，皆因在這個識時務的年代，竟然有人邀請一個像我這樣不識時務的人，在六四十五周年，向學生演講「法治精神」，我實在不可以不去。
在答問時間，有老師問我，如果這些年我不是那麼堅持我對法治、民主的一些理念，我的生活是不是會好過一點？從某個角度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起碼，我不用大清早起來，跑到對我來說是遙遠而陌生的何文田演講。從政八年，我失去不少，有時經過一些我以前消閒愛到的地方，我會有那一刻的惘然，覺得莫以名狀的渴望，但是我知道永遠走不回去了，時光不會倒流，年華不會再現。或者，如果我沒有踏上政治舞台的話，今天我會已經建立起不太差的大律師業務，公餘寫的稿，會繼續有人為我結集出版第十三本、十四本的單行本，高興時賣弄一點才華，而不是會因某些人的政治利益需要，不時受到卑鄙的攻擊和刻意冷待。在港英時代，尖銳的合理批評，反而會得到尊重和接受，但回歸之後，這種政治氣度已完全消失，我為甚麼還要堅持下去呢？不堅持，可能真的會生活好過一點。
有一次乘搭的士往灣仔吃晚飯，的士司機勸我：吳小姐，不用站得那麼前。他的善意令我十分感動。我也希望不用站得那麼前，聲音那麼高，但我知道，如果因為在要有人站起來發出聲音的時候沒有人這樣做，因而令到打擊自由法治的行為得逞，我的生活只會變得更不好過，我永遠都會恥於自己的懦弱和自私。現在，我雖然做得不好，但起碼仍是個對社會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