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尚志快離開香港，先到馬來西亞講學，再到新幾內亞行醫。瀟灑上路之前，鍾尚志坦言沙士報告的洩密風波令他耿耿於懷。
撰文：冼麗婷
攝影：黃建通
我月底就要正式離開醫學院院長的崗位了，若問我臨走前要說甚麼，我想向學生說：做醫生，一定要講真話。
講真話的重要性，放在一個醫生身上，是因為我們得到社會、病人最大的信任，我們不能辜負他們。
在社會的層面上，在去年沙士風雨時，我深受香港傳媒講真話、履行監察政府的精神所觸動。近日，三位名嘴先後封咪，事件引發爭論，但我仍舊相信，在香港，用文字、用照片講真話的新聞工作者，還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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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明白要爭取講真話的自由，可能要付出政治代價，就像我們在北京的同行蔣彥永醫生，他勇敢地說出六四事件的真相。我不認識蔣醫生，據知他近日失蹤了。對於講真話的後果，我是不會想太多，也不認為需要很大的考慮，因為那完完全全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曾經講真話令政府難堪，正因為這樣，若果在沙士報告的洩密風波裏，備受針對的是我，我倒覺得正常。我在安撫被抹黑的沈祖堯醫生、「掃背脊」掃到手軟的時候，對一些人的背後動機始終想不清、看不透。有人問我，會不會害怕難以解釋的處境？我也只能回答：我的挪威籍太太不很賢淑，我女兒英文不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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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說過我們做醫生的好似重名聲的書生，其實，我看自己有時候也似一個性格耿直的豬肉佬，人家不是都叫我們這些專攻外科的醫生作「劏手」？
書生也好，豬肉佬也好，我相信身教，以往我的醫學老師從不造假不「吹水」；我有信心，我的學生將來也會是講真話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