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被北京當局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之一，當年是北京大學研究生，任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柴玲任總指揮），六四後流亡法國，去年獲法國索爾邦大學宗教歷史系博士學位。 封從德
從政治運動的角度看，八九民運無疑是失敗的，但從啟蒙的角度並非如此。八九學運的主旋律是「新啟蒙」。六四悲劇後的大陸民眾，對八九民運期間所提出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理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與接納。尤其是法治和人權，是在八九年之後逐漸地被接受的。因此，以「新啟蒙」觀之，八九民運有相當的成果。這是六四悲劇第一個遺產。
第二個遺產是組織和人員方面。經過兩個月的歷練，千百萬學生和民眾得到民主的洗禮，摸索和學習了許多民主實踐的經驗。當年二十出頭的青年，如今已成家立業人到中年，且逐步進入社會各個重要部門。近年中國蓬勃的維權運動中的多數中堅力量，都經過六四的洗禮，他們還將在未來的維權活動與民權運動中發揮愈來愈大的作用。
第三方面的遺產是中國社會結構的改進。八九民運有兩大訴求：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政治改革在六四屠殺及隨後的政治高壓而停滯乃至倒退。但中共為了緩解由此形成的社會張力，一方面採取了經濟上的寬鬆來緩解；另方面，民眾遇到雞蛋碰石頭的悲劇之後，只能採取政治上的沉默而在經濟自由方面尋求出路。兩方面動力的結合，促使中國的經濟得到相當的發展，為以後的民主化打下必要的基礎。經濟自由化的遺產，卻在強大的欺騙宣傳攻勢下，中共將其歸於一黨專制「安定團結」的功勞，掩蓋了這是八九民運一大訴求的事實。兩大訴求的總目標，是社會公正。
第四方面的遺產是六四悲劇的三大教訓。第一，對中共的殘暴不可低估。六四屠殺打破了善良民眾對中共統治的幻想。第二，組織化運作必須加強。由於中共極權統治採用暴力壟斷社會公共空間，在中國建立獨立於中共的組織異常困難而危險。八九民運的各種自治組織，因為倉促形成，組織化程度很差，導致政出多頭、運動可放不可收到嚴重後果。這是未來民主運動必須首先致力解決的一大難題。第三，對傳統文化的無知或誤讀應當糾正。八九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思想主流是反傳統，且常常將傳統文化與黨文化混淆。這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文化反思熱」的結果，尤其是《河殤》的影響，相信中共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這種極端反傳統的意識與民間的傳統價值觀格格不入，這就導致了八九民運雖然聲勢浩大、最終沒有民眾大規模跟進的局面。這種差異導致六四屠殺時民眾沒有起而抗暴，之後的民運更逐漸失去草根。
最後比較法輪功就更明白：九九年法輪功受到鎮壓時並沒有八九民運那麼浩大的聲勢，既沒有全國成千上萬人的遊行集會，也沒有上千記者在報道。但五年後的今天卻在國內愈打愈勇，在海外的聲勢愈來愈大。和民運比較，可以清楚看出文化價值的取向對吸引草根民眾支持程度的懸殊差異。因此，中國的民主運動應該擯棄極端反傳統的思想傾向，採取中西文化兼容並蓄的態度。一方面吸納西方文化中優秀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理念，另方面虛心接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和多元寬容精神，從草根入手，與民眾結合，而不是一味地走精英路線。具體而言，就是參與和幫助民間愈來愈強大的維權活動，逐步將其引導成全社會的民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