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朋友在席間談到香港的言論空間，他們長嗟短嘆，一個說名嘴封了咪，以後自己說話要小心，另一個說京官干預，遲早令香港變成大陸一樣。我安慰他們，解釋香港的言論空間其實是個供求的問題。
怎麼說呢？香港由八十年代初經濟起飛，掙錢的機會多的是，市民對言論空間的需求只是一般，那時候香港人還被訕笑政治冷感。直至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後，香港市民開始多些關心祖國的政治發展，亦多了市民參與政制、民生討論，傳媒的時評節目愈開愈多，可以說百花齊放。
然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禍延香港，一下子戳穿了我們的經濟泡沫。樓市股市崩跌，負資產等等問題陸續出現，市民怨氣急劇增加，言論空間的需求也激增。可是，政府與傳媒提供的出口遠追不及。供應不及需求，價格自然上升。
言論空間的價格是甚麼？就是權力籌碼。政治人物、傳媒主持、時評人拿的籌碼比普羅大眾多，所以他們佔取更多言論空間，這是權威主義的另一變種。市民一是借助他們，一是另找渠道發表。兩者皆不能的，惟有躲在家裏自怨自艾，或者藉大型遊行集會分得一點點宣叫口號的空間。
過去二十年，有多少報章誕生，多少結業？傳媒是百花齊放還是正在歸邊？綜觀仍然生存的本地出版物、傳媒節目，談娛樂消遣投資佔的多，還是政治討論佔的多？香港整體的言論空間，因為香港整體的政治籌碼沒有大幅增加而相對地減少了。換句話，想發表的人多，讓人發表的地方少。就是這個供求差異，令我們有口難言。要突破這瓶頸？還得集思廣益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