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六四，維園有燭光集會，香港市民會有多少人去？時光已過去十五年，中國的江李體制已換了胡溫體制，但新體制不僅仍存在江胡的暗中角力，而且也通過對天安門母親及異見人士的軟禁清楚告訴了全世界，在一黨專政之下為六四平反幾乎不可能。那麼我們還要去維園嗎？
如果人生只以成敗得失作為抉擇的主要考慮，那麼十五年的路程已足夠告訴我們，六四平反遙不可及，中國民主路漫漫，我們為甚麼要做這些「明知不可為」的事呢？如果我們如曾蔭權所說，「只做可為的事」，那麼爭取平反六四，爭取中國民主，甚至爭取香港民主，都省省吧，不要費心盡力了。然而，如果認為人生不是只講成敗得失，而是還要講是非、真假、對錯，而且後者這種「義」的取捨，比之前者那種「命」的取捨更加重要，如果我們午夜夢迴之時，捫心自問，覺得自己選擇做了「對」的事，而不是選擇以謊言取利的事，那麼就不能夠「不做不可為」的事，而是要做「明知不可為」的事。否則，中國人民只能永遠生活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而香港人，可能只是生活在「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倘若我們沒有選擇當政者的政治權利，那麼不是奴隸又是甚麼？
昨天談到的實現民主的幾個條件，很明顯的，中國內地還未具備。人民在經濟上，較之過去，因為開放了私有，算是有了一點自主權利了，但九億農民，當溫飽還顧不到時，還哪裏談得上經濟自主？至於言論自由，也許口頭上的言論不那麼受隔牆有耳的威脅了，但白紙黑字或見諸傳媒的議政自由還被卡得死死的，要建立公眾空間，還是頗為遙遠。血緣政治的文化傳統，更是根深蒂固，至今未見動搖；政治權力的私有制，還牢不可破。至於人民的平等、自主意識的覺醒，在人民處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又怎麼強求呢？
然而，即使生活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中國內地還有丁子霖、蔣彥永，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那位被打斷了腳的工人，還有網絡上許許多多支持平反六四的人士，以致中共當局已將六四事件從「動亂」，改稱「風波」，最新的稱謂卻是「重要歷史事件」了。既然是「重要歷史事件」，人們就更要知道官方怎樣面對六四真相，而又為甚麼每年六四前後，都如臨大敵地壓制人們對這個「重要歷史事件」的回憶紀念呢？
至於香港，前述所有的民主條件都已具備，香港之所以至今未能建立民主制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收回香港主權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不允許。然而，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是「只做可為之事」的人，因此，十五年過去，我們仍每年紀念六四，每年呼喚中國當局為六四平反。即使有些人為此而被剝奪了回內地的權利，即使有人胡謅說支聯會常委與民主黨議員的身份重叠是北京當局拒絕與民主黨會晤對話的原因，即使中共以香港市民要求平反六四為理由，指香港人的「愛國」意識不足、政治上還不能有民主，但香港市民沒有因為這些功利的考慮而放棄對平反六四的要求。由於中共在香港打壓民主，因此民調顯示，香港市民要求平反六四的比例，較去年上升了七個百分點，首度超過了半數，達百分之五十四；而認為不應該解散支聯會的市民，更上升了九個百分點，達百分之五十二。
今晚，香港市民會在維園，再次向世界宣告，香港人與內地人心連心，「平反六四，還政於民」是我們共同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