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
十五年前的今天是國哀日，亦是我為國家流下第一滴眼淚的日子。八九年的春天，是一個舉世矚目的季節，但仲夏的來臨，不僅為中國民運敲起了喪鐘，亦為很多人帶來了一段無可遺忘的悲痛回憶。中國近代民運的歷史，委實短得可憐。
我還清晰記得那個年頭的深秋是何等難過。眼看着中東歐各國共產政權一一崩潰，民主一步一步的勝利，令我既羨且忌。然而為何世事這麼不公平？中國人的民主之路，為何比它們更崎嶇，目的地更遙遙無期？很想忘記六四這個數字，但偏偏每年都有人提起它，令這悲痛的時刻銘記心中。
日子久了，悲痛之餘亦開始有一些正面的看法。八九民運在中國失敗但卻在歐洲成功，最大的原因除了經濟背景不同之外，無疑是缺乏廣大群眾的支持。當日除了香港之外，整個中國只有絕少數地區對北京的民運提供零星支持。但當時的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認真來說只是隔岸觀火，香港人的支持起不了多大作用。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八九民運並不成熟，而且缺乏理想的環境，更沒有完善的組織及部署。天安門的學生除了有民主理想和一腔熱血之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即使不應血腥收場，亦很難寄望有甚麼實質成果。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天安門的血卻絕對不是白流的。中國的八九民運或多或少刺激了中東歐民運的成功，改變了多個國家的權力分配，最重要的是喚醒了香港幾百萬人的民主訴求。這十多年來，這份民主熱情終於在去年七月一日開花結果。
未來十年的中國，民主得以發展的環境肯定只會日漸理想。隨着國家的開放，通訊的發達，以至日漸融入國際大家庭的必然現實，中國以往的自我封閉年代已是一去不返。
其實今日的新中國在一九八二年已擁有一套頗為完善的憲法。憲法的第一及二條早已刻劃出民主的基本理念。第三十四條更清楚訂明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區別，都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第五條及第三十三條定明了對法治的承諾。第三十五條至四十條亦清楚地保障了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其中第四十一條更規定，國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權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而一旦國民有申訴、控告或檢舉，則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這些都不是民運學生所極力爭取的嗎？其實國家已擁有憲政、法治及保護人權的基本條件，所缺乏的只是真正監督及實施憲法之決心。新一代領導人對追求民主與法治的表明，始終會催生一個憲治政府的出現。要真正完成民運的使命，絕對不應依靠非理性的鬥爭，而是應該透過坦誠溝通和交流，及推廣國民對民主與法治的認識才可達到。
當中國終於成為一個法治社會時，就是民運完成神聖使命之日。這日子也許很遙遠，但只要我們有信心，這一日始終會來臨。這是我今天為紀念六四所許的一個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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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資深大律師及「《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關注組文章逢星期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