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孟靜
八九年北京的春夏之交，一度百花齊放。走進北大校園訪問大學生，狹小陰暗的宿舍房間住了六個宿生，他們朝氣勃勃。牆上，有一張尼亞加拉大瀑布的海報。承接當時蘇聯領袖哥巴卓夫的快將到訪，大學生的言詞間，充滿用普通話發音的glasnost（開放）和perestroika（改革）。
六個北大學生報出姓名、學系年級，歲數以及籍貫。問他們，公開身份，怕不怕？年輕人都充滿信心地答：「不怕，他們抓不了那麼多！」
他們錯了。
八九年六月三日，是個星期六。那日下午，在香港參加一對外國記者朋友的結婚酒會，人客中，不乏剛飛自北京的諸式外國記者，末了都得趕回到中國首都去的。那一日，天安門一帶開始有流血衝突，但即使是長年駐京的中國通，在那一日仍然深信，清場行動「頂多」會像當年南韓光州示威學生受武力鎮壓的規模。
他們也錯了。
凌晨過後，黑暗中的火光熊熊，鏡頭前人頭紛亂攢動的剪影，在舉世震驚過後，在一整代中國人的心中，嵌下了無法磨滅的烙印。
六月四日清早，由機場至首都市中心的路上，沿途蹲了許多解放軍，大都年輕的臉上，大都罩上了一重茫茫然。忽然，見計程車司機絞下玻璃車窗朝外喊：「殺了人啦你們！」
六月八日深夜，坐在首都大酒店的酒吧，問酒保這國家到底怎樣了，酒保答：「領導人病了。」「甚麼病？」「神經病！」
仍在通訊社報道中引述了計程車司機與酒保，但不敢再指名道姓。文明的新聞自由，在極權社會只會成為提供「罪證」的工具。這是真正的白色恐怖，或該說，紅色恐怖。
這些年下來，這份恐怖，總也淡下來了。中國比較開放，比較自由，重點在「比較」兩字。溫家寶訪美一派溫婉，胡錦濤訪法一派開明。六四已由起初的給定性為「暴亂」，改了標籤做「風波」以至「事件」。但新一代領導人的比較親民開放，不等於就會公開平反六四，也不等於認可港式民主。
港式民主，是要求在一國兩制下，循《基本法》普選特首及整個立法會。中南海說不，怕特區「失控」，怕民主的種子散播到神州大地。
天大亂子地大銀子，給香港人各款包括自由行的經濟好處，總可擺得平。雖然，眼下見香港的民主訴求益發激烈，透過自由行，只會讓更多的大陸同胞體驗特區的民主訴求氣氛，包括上周日的大遊行，把親歷其境的訊息帶回「一國」。
在兩制之下，○四年香港的春夏之交，仍聽得到百家爭鳴，絕大部份的聲音，都是追求已經試鍊的人類文明。雖然，文明的新聞自由，在這個尚算透明的社會中已成為向北大人交心兼交換利益的工具。
上街，給拍照留念，接受訪問，怕不怕？不怕，就是相信他們抓不了那麼多。會不會有武力鎮壓？不會，「頂多」是少少肢體衝突。這份信心，沿自一國兩制，不會錯。六四是十五年前的一國，香港是今日的兩制，沒理由會錯。
不可能用坦克堵住維園，「比較」溫婉開明的做法，是用思想的坦克來製造紅色恐怖，造就名嘴封咪尤其是李鵬飛突出的一幕。即使說李鵬飛「心裏有鬼，自己嚇自己」，仍只證明那個高壓氣氛已足以嚇窒他這種身份這種級數的人物。
北京拒絕平反六四，拒絕香港政改，負負得正，變相為兩個議題牽紅繩，在今夜一年一度的六四集會上，再見燭光與淚光交織，再燒旺香港人火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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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文章隔星期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