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
謊言的紙終究包不住真相的火，即便加上高壓恐怖手段，也是如此。濫殺無辜、多行不義，即便在極權制度下，又豈能指望呆得穩、站得住？當局已將「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改口為「政治風波」，到後來則連「風波」也乾脆不提了，裝得好像八九年甚麼事都沒發生似的。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謊言的破產，官方對六四是硬着頭皮邊扛邊躲，扛不住死扛，躲不過去偏躲。
這個死扛，是指至今拒不承認撒了彌天大謊，拒不否定「平暴」的栽污、構陷定性，拒不收回對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荒唐指控。這個死扛，還指面對蔣彥永義正辭嚴又苦口婆心的奉勸和敦促，不僅聽不進去，還惱羞成怒，專門發文予以拒絕，並對蔣大夫進行人身攻擊。這個死扛，還發展到三月二十八日悍然抓扣「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萍，成了情急迷亂、不怕再遭天譴的胡扛。
這個偏躲，是指處心積慮地淡化、抹去關於六四的民族記憶。為此，官方連六四這兩個字都不敢提、不敢碰了。自己不提不算，還不讓別人提，不准別人碰。在中宣部的把控之下，所有大陸傳媒面對六四啞然失語；甚至連剛下台的李鵬的《關鍵時刻》一書，當局也不讓在香港出版。在每年六四臨近時，當局從來不惜人力物力，千方百計地扼殺民間紀念活動，打壓民間「拒絕遺忘」的種種努力。蔣彥永在為六四正名的建議書中所說的「多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針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的情形，今年更甚。
可以告慰六四英靈和有良知的人類同胞的是，十五年來，國人在六四問題上「拒絕遺忘」的努力從來沒有止息過。面對大陸當局對六四的扛與躲，面對無須諱言的集體遺忘現象，在這塊國土上，年復一年，都有人站出來「拒絕遺忘、說出真相」；年復一年，都有人出來「尋求正義、討還公道」。
香港的司徒華、李柱銘和台灣的馬英九堪稱這方面的突出代表（阿扁做得太差勁了，李敖就更甭提了）。在大陸，有以丁子霖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傷殘者群體，有自西單民主牆以來不絕如縷的人權活動人士，有以王淦昌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家，有以許良英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有以故績偉、李銳、鮑彤等為代表的真正的民主改革派，有在互聯網上勇敢地打破沉默的、愈來愈多的具有公民精神的網友。
今年，更有蔣彥永、茅于軾、秦暉、章詒和……有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強等人的「八九一代關於六四問題的聲明」，有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五月十七日中午，我接到一個電話，是一位二十多歲的記者打來的。他說，他和他的同事們在動態網上讀到了我的「呼喚良知 打破沉默」一文，儘管他清楚我的電話是被監聽的，他依然決定在電話上先打破一下沉默，表明他們對六四屠殺的譴責）──在這塊國土上，只要有未泯的良知，只要存做人的底線，八九的壯麗和六四的殘暴將永遠是中華民族刻骨銘心的記憶。
我想特別指出，六四之所以不可能被國人遺忘，除了它的暗無天日、舉世震驚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大陸官方在不斷地製造一個又一個小型的六四事件，六四的黑暗、淒苦和悲憤在延伸，在重演。
打開陳桂棣、泰桃的《中國農民調查》，我們見到，路營村的丁作明在派出所裏被活活打死，就是一個暗無天日、舉鄉震驚的「六四事件」：敢說真話、敢同頭頭腦腦平等對話的丁作明行使人權，就被鄉霸往死裏打，直至剝奪生命權！小張庄的腥風血雨，就是一個暗無天日、舉村震驚的「六四事件」：村民代表經上訪後合法地進行清帳，就被村霸揮刀砍殺，四死一傷！靈璧縣的大高村事件，就是一起暗無天日、舉縣震驚的「六四事件」：村霸高學文打了古稀老人高楊氏並抄了家不算，還帶着鄉霸、縣霸和全副武裝的公安武警進村亂抓無辜、實行清剿！如同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一樣，九七年十月十五日這一天，「是一個黑色的日子，屈辱的日子，沉重得有如泰山壓頂而至的災難的日子！」是讓人「覺得整個世界都黑透了」的日子！臨泉縣的王營村，更是發生了一起活脫脫的小型六四事件：縣霸製造彌天大謊，說王營村發生了「四‧二反革命暴亂」，於是在四月三日上午，大批公安武警帶着機槍進村「平暴」，實施血腥鎮壓！此外，書中還提到了暗無天日、「以至震驚了中外的」沈寨命案。
而書中沒有提到的呢？在別省農村發生的呢？在城裏頭發生的呢？在外人無法知曉或極難知曉的收容遣送站、拘留所、看守所、罪犯遣送處和監獄中發生的呢？
我還想特別指出，除了各種小型六四事件，當局於九九年還製造了一宗大的「六四事件」，這就是：國霸謊稱法輪功為「邪教」，從而對全國各地的信徒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駭人聽聞的圍剿法輪功事件，是繼歷史上曾對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大張撻伐之後，中國對國人的信仰自由權進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侵犯和踐踏。
任何一個真正有良知的中國人，怎麼會忘了六四，忘了大大小小的六四呢？
在我看來，六四事件的實質是：為了維護特權，不惜活埋人權。無論是大的六四，還是小的六四，都是如此。無論是六四之前的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鎮壓四五運動、取締西單民主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還是六四之後的欺壓農民、捉弄工人、劫貧濟富、監守自盜、賣官鬻爵、以言治罪和以（信）仰治罪，都是如此。
我從心底裏覺得，我們紀念六四，要求推倒六四的官方定性，決不是六四紀念日臨近之際的應時之舉，也決不是光把那些沒心沒肺的東西痛罵一頓就了事了。我相信，為六四正名，實在具有偉大的建設性意義──它是國人呼喚良知、拯救道義、捍衞人權、追求民主百年苦旅的最新篇章，它是一場人權進、特權退並達於人權立、特權亡的歷史征程。我們的目的，是永遠終止六四的黑暗、淒苦和悲憤，是使大大小小的六四在這塊國土上永遠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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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八九民運「北京市高校學生對話團」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