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畫家九十高齡逝世，他的一生是一幅絢爛的長畫卷，唯一的敗筆，是逝世後的那張扶靈人的名單。
為他扶靈的人，是那麼幾個在社會上有頭有臉的金融證券界人物，不是他們的財富襯不起逝世的畫家，而是扶靈的人，靈柩裏長眠的那位閉上眼睛的長者，在氣質上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
老畫家生前遊歷過山川湖海，以焦墨寫生風景，用濃彩烘畫生命，他屬於造化鍾神秀的空靈天地，而替他扶靈的一干友好，身上卻帶着香港會所RedRoom或山光道馬會中菜廳的紅燒翅香，夾雜着膳後揩嘴用的濕毛巾的一股熱蒸氣。如此配搭，有點像在一幅雄渾的山水畫上，貼上一張漫畫超人的膠貼公仔一樣，在視覺上可能略有創意，但卻牴觸藝術的終極大和諧。
你可以選擇甚麼時候安樂死，卻不一定能選擇來替你扶靈的人，特別是寄居香港的一位絕世的畫家。在一個講求物質和權力的社會，友情和公關，往往分得不清楚。
一個大畫家一經最高的政治權力垂青，他會發現漸漸多了許多喜愛藝術的富豪朋友。無論是友情索畫，還是千金求售，畫家最終或許都不知道他的朋友對中國畫所知有多少，還不如一個名嘴，在午夜接到一個問候他妻女的電話，對方聲稱是來「敍舊」的，他卻很清醒地辨識得到，來者不是一個真正的朋友。
一個畫家流浪在一個酒肉的江湖，會不會日漸以酒席的桌布為畫紙，以醬油為水墨呢？過多的酬酢，累積了太多的膽固醇，心臟病的殺手暗暗在逼近。藝術家有赤子的真誠，也許他以為喜歡他的畫的人都是真朋友。如果轉換了一個多竹林多猿啼的環境，他或許可以上臻百齡的高壽，雖然畫家都能清心寡慾，活到九十已經能捋鬚長笑，滿袖雲煙。
因此，張大千遠在巴西還有一座房子，在那裏他養了一大群野猿。在遙遠的異域，沒有那麼多飯局的人情債。女畫家潘玉良在法國靜靜地逝世，她留下了許多幅寂寞的彩畫。
畫家不是一個所謂國家領導人，不是社會名流，不需要一個星光熠熠的喪禮，也不需要那麼多「精英」來扶靈。一生功業，就壞在最後那一筆，多麼可惜呢，縱使這或許不是老人家生前的心願，縱使這是一個觀眾真誠的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