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的運動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這些人中包括我的兩個朋友，當然還有我自己。那時，我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大三的學生，專修政治學。從小我就有些特行獨立，覺得中國的方方面面限制像我這樣不隨大流的人的個性發展。所以，當學運剛開始的時候，它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一個嶄新的中國可能就會由我們這一代學生來築造了。我這樣期盼着。
童屹
於是，我加入了法大的宣傳隊，和同學去外校宣講學運的目的；克服恐懼和校方阻遏，參加四二七凱旋的大遊行等等。也許因為我們都是學法律和政治的，小小的法大成了學運的中堅，聲譽大振。我們的同學中，有一位學古籍的研究生，個子高大，體格魁偉，在多次的學生活動中，勇於擔當，受到我們的擁戴而成領袖。大個子參與了整個絕食過程，中途多次被送往醫院急救，因此而落下了多種後遺症。後來知道，因為他妻子的強烈反對，他沒有站出來擔任北京學生組織的職位，否則他的命運也會像六四後通緝的學生領袖一樣。
我另外的一位朋友是我在高校對話團結識的博士生。他的專業是西方哲學史，他可能是對話團裏最西化的一個。他說話彬彬有禮，一副我從沒見過的紳士派頭。在對話團的討論中，他的觀點是稍微激進的；主張政府更正四二六社論，允許學生自治會的存在。我是對話團僅有的兩位女生之一，對博士們的激揚辯才充滿仰慕。當時的我覺得由這些在中國受過最好教育的和最具有思辨能力的人去對付政府，學生也許會跟政府達成諒解。不想，對話團的功能被絕食團的突起而邊緣化。
親歷了六四大屠殺之後，我們三人都受到程度相似的清查和不同程度的影響。本來，博士是已經考得托福高分而被哈佛錄取的。因為他在學運中的表現，他的出國夢破沒了，他曾感歎地對我說：「恐怕我連教小學的機會都不會有」。大個子生性耿直拒不跟黨「統一認識」，畢業後留京便成了他的大問題。我呢，戶口自然被打回家鄉武漢，從此開始顛沛流離坎坷苦難的八年歲月。九十年代中，我在勞動營受難的時候，博士轉行成了專門介紹西方科技的報紙專欄作家；大個子奮鬥成了北京一所大學的講師和訴訟律師。
我獲釋以後，幾經周折，於九七年來到美國，才體會到甚麼是「平靜的書桌」，做人的尊嚴。心境和生活也大為改觀，往昔的鋒芒一變而為謙卑。
幾年以後，出乎意料地博士與我在紐約相會。他形貌依舊，只是多了一份闊佬的豪氣。他告訴我，中國的環境很適合他發展。他自己辦了一份銷路紅火的專門介紹西方科技的雜誌，已成百萬富翁。現在的他買了房子買了車，還可以自由地全世界周遊。他說，「幸虧當初沒有來美讀書，否則就沒有今天的好生意了。想想當初六四的處理方法還是對的，否則也就沒有十幾年集中建設的可能」。讓我吃驚的還不止這點，「現在危害最烈的就是法輪功，所以我在口誅筆伐他們，支持政府對他們的措施」。想不到原先最了解和欣羨西方的博士成了借西方科技物欲成功而放棄人文關懷的小商人。我們的交往到此為止。
與此相反，大個子十幾年來一如既往，每年的六四他都要約朋友去天安門走一圈以示紀念。比起博士來，他要「土」許多：他從來沒有出過國，他也不像博士那樣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但他相信，一個公平的社會需要律師去捍衞法律保障公民的權利。中國本不是依法治國的社會，訴訟律師的功能更是微不足道。眾所周知，中國的名譽侵權官司，被告作者和媒體十之有九要敗訴。言論空間由於誹謗法的滯後而大受限制。一兩年來，大個子開始在名譽權案領域施展才華，成功地反擊了由一位名作家提出的訴訟。此外，大個子還義務承擔其他五起名譽案的被告辯護。在我看來，他的這一職業選擇和當年在學運中的承擔如出一轍：都是為了一個更健康更自由的中國。
十五年了，當初的兩位朋友，卻有着兩樣的心胸。博士的蛻變和大個子的執着可能折射着許多人的心路歷程。當然還有第三種人，即像我這樣的放逐人，既有不能徹底溶於異鄉的煩惱，更有不能歸國的苦悶。我已經有十年沒去過天安門了。今年的六四，我會打電話問大個子他在廣場的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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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八九民運「北京市高校學生對話團」成員，現為紐約執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