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久未見面的有勢力、有背景的人士突然在夜深來電，無端問候起你的妻女、家人來，然後又要跟你「談談」你主持節目的問題，又要跟你「談談」你的工作。像這樣的「夜深來電」，除了那些沒有心肝的人以外，誰能夠等閒視之、誰能夠不感到那種威嚇意味呢？而若果再有這些「夜半鈴聲」，又或是這些有勢力人士直接致電「問候」家人，那不是讓整個家庭陷於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中嗎？
正是在這樣的威嚇下、正是在這種白色恐怖的氣氛下，性格堅強、政治閱歷甚豐的李鵬飛先生只好放棄為市民積極發聲的機會、只好放棄主持《風波裡的茶杯》節目，只好封咪。像李先生這樣的經歷，怎麼能說香港的言論自由沒有受到打擊、怎麼能說香港的言論空間沒有收窄呢？
更何況威嚇及壓力並不僅僅來自那一通電話，而是來自不同的管道、不同層級的中方官員、不同圈子的朋友。也就是說，李先生面對的不是個別人士或個別部門官員的壓力，而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威嚇，以迫使他放棄為香港的民主化積極發聲、以迫使他減少對北京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批評。像這樣的打壓行動、像這樣的政治高壓行動，怎會不削弱香港的言論自由、怎會不收窄香港的言論空間呢？
當然，還有一些當權者的同路人、還有一些不顧一切為北京保駕護航的人如曾鈺成先生等仍然在質疑李先生反應過敏及小題大做。我們不知道像曾先生之流是否要看到有人拿着刀架着李先生或其他節目主持人才算是威嚇，我們只知道曾先生等人比李先生更受不了政治風浪及壓力，大家大概還記得，曾鈺成先生在回歸前就讓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以保萬全。像他這樣的人怎麼有資格質疑李先生反應過敏呢？
美國《紐約時報》前執行總編輯羅森索（A.M.Rosenthal）是七十年代《紐約時報》駐波蘭的記者，那時他非常害怕夜半的樓梯聲，因為踏着樓梯來的很可能是秘密警察，他們將會把他的筆記拿走，並按紀錄拘捕斗膽跟羅森索說話的波蘭人。於是羅森索決定每到夜裏就把當天的筆記撕掉剪碎，再從廁所沖走，以免連累那些願意跟他說話的波蘭人。若果北京政府還不停止她的政治打壓行動、若果特區政府還不認真處理名嘴封咪的事件、若果特區政府還不積極捍衞香港的言論自由，那香港的新聞工作者、那香港市民只怕都得躲在洗手間把自己寫的東西撕掉及沖走，以免聽到「夜半的鈴聲」或「夜半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