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立法會六年，要返來就要去直選，真係想不到在今天這樣的情況之下返來。
我今日來到立法會，並非自己的意願，我當然知道我要尊重各位議員的邀請，我不能不來，有些事情本來我不想講，但是我亦知道在議事堂絕對不能講大話，有些有關中國領導階層與我的對話，請各位議員理解，我要遵守諾言，我是不會講出來的。今日來並非要令到有些議員頭痕，亦不是什麼爆猛料，只是有關我停止做《風波裡的茶杯》的事實的陳述，各位議員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斷。
當商業電台蔡東豪與梁文道邀請我出任《風波裡的茶杯》主持人的時候，他們告訴我鄭經翰會在5月初離開這個節目，他們希望我可以出任主持至9月底，我當時的回應是要考慮。其實，我是回想起去年8月初港區人大外訪內蒙時，我被中國領導人教訓過，雖然在內蒙有單獨見面詳談，但記憶猶新。
在今年3月北京召開人大會議期間，我與我相交多年的北京朋友們共晉晚餐，他們相告有些人對我身為港區人大代表又出任時事節目主持人很有意見，雖然我與他們相識很久，他們確認我在香港過渡時對香港前途的關注和在最重要的時候作出重要的貢獻，但是不少人仍然對我主持節目意見多多，尤其是《風波裡的茶杯》。我坦誠對這些朋友說中國領導人和他們都應該知道我對民主政制的立場，我認為民主政制是最公開、最公平、最公義和最公正的制度，香港要盡早實施民主，在香港市民要求有民主的境況下，我希望中央政府盡快制訂出普選時間表，香港人要有目標，政黨要有準備，這樣才可以共同努力為香港長期安定繁榮作的貢獻。
我的國內朋友仍然不時要求我要以大局為重，支持特區政府一切的政策與施政，分歧就在此中間產生了，所以，今次在我接任《風波裡的茶杯》主持人之前，我向國內的朋友表達了這個邀請。我趁喬曉陽副主任來深圳開會時，透過人大秘書處人士向吳邦國委員長查問我身為港區人大代表與節目主持人的身份是否有衝突與矛盾？因為前2次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很清楚，而今次得回來的答覆亦很清楚，沒有任何衝突與矛盾，我有一位國內的朋友更認為我主持這個節目較鄭經翰更為合適，因為我不會謾罵，只會以事論事。
在5月3日主持節目之後幾日，我這位國內的朋友又再次約我見面，但我拒絕了，因為他說是想談論我主持《風波裡的茶杯》的事，我認為沒有必要再談，我的立場很清晰，沒什麼可以再談；我國內的朋友說：『以我們十多年的交情，難道連朋友都無得做嗎？』。我這位國內的朋友並不是一般的普通朋友，他在香港過渡之前曾安排我往中南海與江澤民主席見面；在過渡前，我這位朋友亦曾要求我安排中央官員與陳方安生在香港秘密見面，會面之後，陳太去北京訪問。在陳太提出請辭之前，我當時在北京開人大會議，我亦被國內的朋友請求我回香港向陳太查問會否參選第2屆特區行政長官。我不會亦不可能說出這位朋友的名字，我只是想引證給各位議員知道我這位朋友與我有較為密切的關係，他拋出一句連朋友都無得做嗎？我只好答應再與他見面，在會面中，我一再表示我得到中央很清晰的訊息，就是當港區人大代表與當烽煙節目主持人是沒有衝突和矛盾的，他說國內有些人士想與我再見面，我再次拒絕，我說我不希望任何人與我談論應該如何去做節目，並且回謝他們的關心。
我與這位朋友相交多年，我深知他一定會更進一步安排在北京的領導階層見面，因為他曾經多次提過安排去見新一代的領導人，但是我說我在香港已經不參政，沒有理由去和他們見面。
各位議員，你們都知道英文《中國日報》刊登點名文章來狠批我，說我言論踩過界，違反本身人大的角色，對這篇文章，我亦向中方官員查問過，得到的回應這只是讀者來函，但我知道已經發生什麼事了。最近，我收到強烈的中央訊息，英文《中國日報》那兩篇文章不是中央意思，我有足夠理據相信這是事實。
5月18日晚上10時半，我收到一位自稱是前中方官員姓陳的先生的電話，他說現在已經退休是一位客席教授，他說我們多年未見，現在他身在香港，有事想找我談談。他表示多年前，有一次參加一個時裝表演，那次的大會司儀就是我的女兒，我與太太也是座上客，他說坐在我太太旁邊，他說我太太很賢淑，還說我女兒很漂亮，英文很流利，他對她們都留有深刻的印象。我聽了他說這些話以後，我就問他來電是不是想說我太太與女兒的事！我說太夜了，明早要做《風波裡的茶杯》節目，究竟你有什麼話想說？他說他知道我做節目，他一場來到香港，就是想找我談談。其實，我對這位陳先生沒有任何印象，亦不可以單憑他在電話中的對話就知道他是不是前中方官員，他當然知道我是《風波裡的茶杯》的主持人，但是他為什麼要約見我呢？講完電話之後，我在考慮除了我國內有密切關係的朋友之外，我相信陸續會有很多人來找我談談，我到底能夠拒絕幾多次？我又是否可以推卻什麼層次的人都不見呢？他們想約見我肯定想影響我做節目主持，以前已有這種經驗。去年7月前後，當我暫代為《風波裡的茶杯》的主持人時，已有多位人士向我表示不滿，甚至於要我改變做主持人的風格。這夜經過很多小時的詳盡考慮，我不想跟任何人談論如何做節目的事，我知道我不可能改變我做節目主持人的風格，如果改變就對不起商台同香港的聽眾，所以，我決定辭去《風波裡的茶杯》的主持，這也是我請辭的主要原因。當然，我有其他要考慮的因素，但那些都是次要的。
統戰部長劉延東講得好，講得對：家和萬事興，家和萬事興是我國古人留給後代的治家格言，家和需要有溝通、有理解、有包容，中國這個大家庭的主持人在北京。我想請問為什麼在這議事堂中有好多位是香港人選出來的議員，他們沒有回鄉證，不能去祖國看吓國家的發展情況，或者去北京溝通呢？我們大家庭的主持人到底理唔理解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理唔理解到民主並非港獨？理唔理解到香港人想投票選我們的領導人？中國有句古語「丞相肚裡可撐船」，我們大家庭的主持人難道不能包容不同的聲音，甚至謾罵，鄧小平不是講過中國共產黨不怕人罵，中國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嗎？現在香港出現了自從1978年我參政以來從未見過的嚴重社會分化，我希望我們大家庭的主持人辦到正如劉延東部長所講「家和萬事興」，並非採取「非友即敵」的鬥爭手法，最終會搞到「家散人亡」。中國官員跟我說現在可以返去做《風波裡的茶杯》主持人，我不想一而再、再而三碰到同樣的遭遇，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如何做節目，如果係，我情願不做。
最後，我希望向傳媒的朋友說幾句話：我參政時間比較長，有很多位在10多20年前還是前線記者的朋友，有些是我親密戰友張鑑泉的記者朋友，當年鑑泉坐在我隔籬，時間過得好快，鑑泉已經過世十一年了，真係人生幾何？這班前線記者到了今天已躍升為各大傳媒的主編、總編輯或社長，當我見到他們服務的機構在我做《風波裡的茶杯》的主持人的時候對我作出大肆的抨擊，我只想他們知道，多年以來，他們應該很了解我的為人與處事作風，我亦不會因此而不當他們是我認識多年的朋友。
（註：小標題由本報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