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本利
政府和個別辦學團體，因《校本管理條例》的內容爭論不休，雙方勢成水火。個別辦學團體揚言政府若堅持如期立法，不排除將辦學權交回給政府。
政府的教育幹部，用公帑把自己的子女送往英國念書，然後在香港推行文革式和大躍進式的教育改革。繼母語教學、目標為本課程、學習能力評估、語文基準試、中小學派位大兜亂、高等院校合併、副學士「怪胎」後，最近又全力推銷「校本管理」。
本地的教育幹部不但缺乏教學經驗，無法明白前線教師和學生的憂慮及所面對的教學問題，本身的教育理念亦令人震驚。他們以為政府或特首將大量資源投放在教育上，學生便不應批評政府和特首。
按照同樣邏輯，大學接受政府資助，大學教授對政府政策便應該唯命是從，不該持相反意見。教育幹部以為「錢」和「權」都在我手，其他人等，包括辦學團體、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便應聽任他們的指揮，不得抗命。
但事實上，教育經費是來自納稅人，並非來自特首及教育幹部。教育政策制訂者，不應憑個人喜好和為一己私利去制訂政策，應該着眼於社會整體利益，善用有限的資源。可是，過往的教育政策，一直漠視家長和學生的利益。即使現在的《校本管理條例》，亦只是要求校董會要有一名家長代表，試問這又如何可以真正維護學生的利益呢？
至於反對為《校本管理條例》立法的辦學團體，到底是為了自身利益，還是為了家長和學生，以至廣大納稅人的利益呢？
香港早期的辦學團體，並沒有倚賴政府資助，資源主要來自教會和慈善組織。既然辦學團體一力承擔教育經費，本身當然有絕對權力決定辦學宗旨和理念，學校的行政管理架構和人士任命，外人不得過問。
但隨着中小學教育普及化及政府推行九年免費教育，辦學團體愈來愈倚賴政府的撥款。現時興建一間中學，建造費約為一億元，辦學團體只需要負責其中的一千萬，便可以獲得辦學權，每年接受政府數千萬元的經常撥款。一些轄下超過一百間中小學的辦學團體，每年便取得政府數十億元的巨額資助。
過去已不時傳出個別辦學團體，用人唯親，高層職位全是由「自己友」，或者「自己友」的配偶和子女所壟斷。過去亦曾爆出有學校高層涉及侵吞公款、揮霍無度，或者自行成立公司，要求學生向公司購買校服和教材。校董會成員，包括校友、老師和家長代表，又是「自己友」，故此學校帳目缺乏透明度，只能倚賴辦學團體的自律和內部監察制度。
要改善本地中小學的表現，既不能倚靠教育幹部的「英明」領導，又不能相信辦學團體會秉公無私，缺乏透明度的內部監察制度。倘若政府推行學券制，直接資助家長和學生，讓他們自由選擇不同管治模式的學校，便毋須再為「校本管理條例」而繼續爭論不休。那些只以自身利益為本，並不以學生利益為本的辦學團體，即使設有校董會，自然亦會被淘汰，又何須政府出手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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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文章逢星期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