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覺得商業活動就是經濟;支持自由市場,就是支持大企業的一切作為。這種想法雖然深入民心,其實錯得厲害。支持自由市場與支持企業的一切作為,兩者之間有實質的差別。 ——佛利民(MiltonFriedman)
陸恭蕙
現今社會上似乎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政府官員、非商界議員和律師都不懂經濟,只有商界人士、會計師和銀行家才是內行。有人更藉此推論,泛民主派只懂派福利,代表商界的政黨才會小心監控公共開支。有商人再進一步,聲稱實行全民普選對商界不利,因為民選的立法會議員,只會不斷迎合自私短視、想吃「免費午餐」的選民。
這些說法背後有多重假設。首先,商人是不是一定懂經濟呢?他們也許對本身的業務範圍有一定認識,但並不等於一定通曉其他事務。擁有營商的經驗,不一定使人學會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
特首董建華就是一個好例子。他管理航運業務的經驗豐富,但對制訂有效的經濟政策沒有幫助。那些經常就經濟學和政制改革發表意見的富商,將香港的政改與高稅率和福利主義掛鈎,未免過份簡單。他們說,香港需要制訂「有利營商環境」的政策。只可惜至今,從未有商家富豪向公眾清楚解釋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係。
提出政府要制訂「有利營商」政策的商家,大概很多都自認是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佛利民的信徒。他們卻忽略了,佛利民曾經清清楚楚指出,「有利營商」(pro-business)跟「有利市場」(pro-market)兩者並不相同。
所謂「有利營商」中的商界,是指一些從事商業活動以爭取最大利潤的公司。因此,商人會為其界別或本公司的利益爭取最有利的政策,例如維持寡頭壟斷、反對開放市場等。一些多年來盡享壟斷好處的大公司,可能直指開放市場將造成「混亂」,要以巨額賠償作為交換現時享有利益的條件。
至於「有利市場」則不指涉任何界別,只是提倡尊重市場經濟的價值。在市場經濟的制度下,大部份經濟決定取決於市場供求。這制度的優點在於,市場價格一方面反映商品及服務需求的訊息,另一方面則反映相對供應成本的訊息。
民主制度和「有利市場」的觀念異曲同工,兩者都是提倡個人的選擇自由──民主制度以選票表達政治意向,自由市場則以價格制度傳達需求意向。
故此,建立有效率的自由市場,除了市場必須開放之外,市場敏感的資訊也要有高透明度。商界人士和親商界政黨是否支持這些原則,可說是他們對自由市場信念的試金石。但是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曾經爭取公開市場資訊、訂立公平競爭法、加強企業管治、以及保障消費者和小投資者的權益呢?
無論在九七年前抑或九七年後,每次討論訂立公平競爭法的問題時,商界和親商界政黨的立場,都是「按界別處理」,即開放市場只能局限於個別行業,其他行業免問。例如電訊業已訂立了一套完整的監管架構和法規,可是房地產、超市、油站、貨櫃碼頭和其他行業,則不能作類似的開放和監管。為甚麼不同的行業要厚此薄彼呢?政府至今提出的解釋都是含糊其辭,完全經不起推敲。這方面的政策可說是「有利營商」(即有利某些行業和公司),但絕對不是「有利市場」。
市場經濟也有其缺點,因為這制度不考慮道德問題。市場的法則是物以罕為貴,所以鑽石的價格遠高於其他石頭,而海港兩旁的大廈比景觀較遜的物業來得矜貴。市場因應價格的訊號提供商品及服務。但假如一切事情都按市場規律決定,我們或覺得這樣有違社會的基本道德價值,醫療和教育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了解市場經濟,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不受約束的市場,醫生只會診治付得起醫藥費的病人,教師也只會教付得起學費的學生。
我們不能純粹依靠自由市場。因為若一切都由市場規律決定,貧窮人士和其他經濟能力不足的弱勢社群,其基本生活質素就沒有保障。所有文明社會都不會容忍這情況發生。因此,在實行市場經濟之餘,政府應提供基本的服務或支援,使一些社會公認有需要或無力支付費用的人士,仍能夠分享社會發展的部份成果。
正是基於這一點,有富商聲言普選將導致高稅率和福利主義。這說法未免罔顧事實:很多民主社會都主動刪減福利開支;例如東歐的前共產國家,也是在推行政治改革後才摒棄福利主義。故此,香港社會目前有需要就市場經濟和政府規劃的比例,進行辯論和投票。
香港的富商若希望倡議保守的經濟政策,必須以社會整體而不是個別利益的角度來考慮;而假如他們的本意是維持現狀,不作任何改革,也應該清心直說,而不是將所有罪狀歸咎於政改。
他們應該表明,是否願意分擔教育、公共醫療及排污控制等「界外效應」的成本,以顯示對香港的長遠社會發展有清晰的承擔。此外,他們也應該表述怎樣回應社會對政改的訴求,將來應以甚麼程序達致政治決定等。
另一方面,泛民主派也可以多研究醫療、社會福利和公共交通等政策範疇,建立支持自由市場的鮮明形象,務使社會中上階層有更多選擇,而基層也有足夠的社會保障。他們只須稍為惡補一下,舉出充份的理據,說明政改不會窒礙經濟發展。
畢竟,這麼多年來,所謂「親商界」政黨在這些問題上的政策立場,大多仍停留於未能自圓其說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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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