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哪一個沒有壓力？因壓力而辭去一份要職，不是一個理由，正如一個人去跳河自殺，尋死的理由是每分鐘要呼吸三十次，牽動到氣管、肺葉、血液造氧等一系列互動機制，他覺得很辛苦。
做領袖就是要承受比尋常人更大的壓力，包括所謂意見領袖。今天全世界壓力最大的兩個人，是布殊和貝理雅。出兵反恐，天天有人死傷，自己的一個決定，會製造許多寡婦孤兒，千秋留下的不一定是美名，但這兩個男人會不會輕易辭職。理由是受不了壓力？
一個夢想做國際城市的小農社會，也許精英們該試一試承受國際級的壓力吧。例如拉登遠遠在阿富汗的山區發表聲明，譴責香港的民政局長沒有把穆罕默德的生日列為公眾假期，必定向局長的一家人行刺報復。局長若無其事，天天還是笑嘻嘻地逛彌敦道，同時，警察突擊尖沙嘴的重慶大廈，在一夜之間把所有的巴基斯坦、索馬里、尼日利亞的移民通通抓起來踢出香港。
對一個文化人，受到的真正的壓力，是由伊朗的教長高美尼親自向全球伊斯蘭教民授權下令把他追殺。他名叫盧殊迪，是一位印裔小說家，他躲起來幾年不見人，最近才露面，除了鬍子花白了一點，一雙眼睛機智如故。
當然，這樣的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他畢竟活在一個文明而開化的高等社會。他當年抨擊英國保守黨政府尖酸刻薄，但當他受到死亡威脅時，保守黨政府外相賀維在國會強硬告訴恐怖國家：盧殊迪是我國的知識分子，是備受尊重的作家，本政府已置他於嚴密的保護，因為吾國捍衞言論自由。
作家隨時是政府的敵人，除了在戰爭時期，政府不但沒有壓力，還保護一個他不喜歡的知識分子的言論和創作自由。對於東方的一些處於蠻荒世代的統治者，這一點點小小的矛盾中的和諧，由於智商、心胸、歷史所限，永遠也不明白。這也好。東西方是應該不一樣的。二十一世紀，新幾內亞的土人如果還在堅持鑽木取火，也是人類文化的一種多元面貌，一個日本遊客去到那種荒島中參觀了鑽木取火另附加一場土風舞的觀光表演，他會有禮貌地拍掌、付小費，然後內心深以身為一個現代化的日本國民而自豪。
還記得八十年代，許多貌似青年才俊的打工仔女動不動就辭職，說要揹背囊去歐洲浪遊半年「減壓」嗎？一個閱盡世情的老闆，會欣然收下她的辭職信，點着一支萬寶路，看她收拾好辦公桌的雜物離開的滿懷自信的背影消逝在人海，然後呼出一口煙，淡淡地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