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銳
最近，政府又重提最低工資，立刻引起很大迴響。有人甚至說，政府之所以重提舊事，並非因為搜集到更大證據或理據去支持這個政策，而純粹是一種政治考慮：一方面讓左派工會有機會「為民請命」，為九月立法會選舉爭取選票；另方面，泛民主派中的中產可能因此和基層市民爭論，導致決裂。
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我們將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假設政府不會為了造就某種政治形勢，而不惜施行錯誤的經濟政策，或者藉此製造社會進一步分化。那麼，為甚麼政府又再舊事重提？筆者相信，政府中可能有人未能完全掌握市場經濟的運作，因此被「誤導」，作出不合適的評論或措施。
首先，有人說香港的貧富懸殊，缺乏社會保障，舉出的證據，一般是以「堅尼系數」作出跨國性比較。這裏我們必須小心理解。第一，堅尼系數是一個「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指標」。意思是，如果我們每個人的收入同時增加一倍，香港的堅尼系數是不會有絲毫改變的。但如果我們收入大增，則我們大可從外國入口各樣貨品，甚至出外旅遊（假設世界其他地方的收入及價格不變），提高生活質素。故此，以堅尼系數去推論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恐怕是不合適的。
有人可能會認為，如果市民收入懸殊，是對社會不好的。但，如果我們想深一層，「不好」在哪裏？
古代的中國人都認為置房屋及土地是一生中的大事，所謂「貧者無立錐之地」。而香港與世界很多國家有別之處正是在於房屋；現時居住在政府公營租住房屋的人，約佔全港人口三成多，而居住在政府資助的自置房屋的人（譬如「居者有其屋」計劃住戶），約佔一成多。加起來，政府正補貼近半人口的住屋開支。
而老人、傷殘等人士更有特別安排。與美國只有大約百分之十的人可以入住政府資助的房屋，香港政府在房屋方面對市民的「照顧」，其實絕對不差。而有趣的是，政府對公屋及居屋的資助補貼，並未在堅尼系數中反映出來，因為堅尼系數只量度收入之間的差異而已。
同樣地，香港的公共醫療亦有大幅度補貼。有些服務，政府的補貼甚至達成本的九成或以上。這亦是何以某些專科的公共醫療服務需要輪候多時的原因。如果我們比較一下美國某些州、市的情況，相信我們都會同意，在我們香港所能享受的公共醫療，並不比美國為差。
有一點很清楚：雖然香港市民的收入懸殊，但這並不一定表示香港的弱勢社群的生活情況，比外國為差。希望有關方面，對弱勢社群作出照顧時，能作出全盤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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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