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封咪，可從兩個不同的層次理解。一是直接有關事件的內情；關於這一點，其實就只有通過當事人詳細公開交代，才可以搞個明白；旁人能做的，是猜測多於分析。當然，「名嘴」暫別本地傳媒自有他們的道理和因由。而他們的決定並不容易，這亦可以理解。一些人對整件事的懷疑甚至諷刺，是既無必要，亦非善意。
呂大樂
不過，同意和理解是一回事，我個人並不贊成「名嘴」封咪就是香港言論自由末日和從此全面封殺本地媒體之說。首先，香港的媒體及言論的生態環境早已開始靜默的變化，會不留餘地的批評特區政府者，（剛巧跟建制內既得利益和當權者的印象相反）其實是少數。各種經濟、政治力量嘗試以不同形式和手段，去影響媒體的生態環境，從來如是，絕非突然而來。假如「名嘴」封咪有任何啟示，那主要是在於進行影響的方式和手段，是否變為更直接和更有組織而已。
更重要的是，香港言論自由的空間並非建立於個別傳媒機構或評論人的表現之上，而是一個整體制度的問題。假如我們只能依靠個別機構或個人的勇氣來維持言論空間，那香港難言甚麼前途、信心。
在「名嘴」封咪之後，我們仍能對香港抱有信心，最重要的一點是市場化的文化和傳播媒體的制度依然存在，而且一個擁有自衞能力的民間社會仍然能夠起着作用。決定香港言論自由會否消失，或本地媒體會否失去監督的功能，關鍵在於全港每一市民是否已不再堅持，自我放棄。一天市民不自我約束，不放棄對自由的重視，尖銳的言論便依然有市場，便仍可在社會上產生迴響。
在另一個層次上看，「名嘴」封咪的決定可以演變為一個社會話題、社會事件，反映出目前香港社會民心取向及市民的政治心理狀態。可以想像，在那些並不欣賞「名嘴」及其所代表的一種公眾評論的文化的社會圈子裏，他們不會明白為何個人的決定會是一件社會事件。他們甚至會問，為甚麼市民大眾會對如此小事而大驚小怪，反應如此敏感。
要了解這次「名嘴」封咪之所以演變為社會事件，關鍵不在於事件背後不為人知的前因後果，而是社會上的集體反應。為甚麼市民大眾會害怕失去他們的代言人？為甚麼他們因此而感到不安、焦慮？我們甚至要問：為甚麼市民大眾要在政治建制以外去找代言人？為甚麼他們會接受這種風格的代言人？為甚麼他們會將希望投射到媒體上的代言人身上，而不是把希望寄託於特區政府的領導人？為甚麼他們需要英雄？為甚麼他們會認為只有尖銳的批評才可能為大眾取回公道？
上述種種問題所指向的答案，均在於成立特區政府之前之後都存在令人憂慮的問題這個事實。九七前，港人害怕失去某些他們極重視的社會制度元素。九七後，特區政府未能取信於民。在既無信任，亦無信心的情況下，市民對特區施政充滿戒心與懷疑。他們並不認為特區政府是維護香港社會特色和特有質素的機制。事實上，對於政府領導的言論和行動，他們視之為倒退。
市民集體地把希望投射到現存建制以外的組織（例如大眾傳媒）、行動（如七一大遊行）和人物（如「名嘴」），皆因心中存在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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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文章隔星期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