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急切須要英雄的國度是悲哀的。一個社會的言論自由，繫於一兩名嘴，也同樣悲哀。
一月之內，香港兩名嘴因為難言的政治壓力，分別封咪引退，成為國際新聞。名嘴蒙難，親痛仇快，許多官員鬆了一口氣，一些平時早以妒火視名嘴的旁觀者，包括一些名氣不大的文人，都紛紛趕打落水狗；更多的市民卻哀其聲寂，覺得香港從此少了異見之音，一個黑暗時代將臨。
名嘴現象沸揚十年，正逢香港主權變動前後。沒有彭定康的政改，也就催生不了「龍門陣」的時事評論潮流，沒有特區政府的七年敗政，名嘴也不成為一門萬民矚目的專業。也可以說，沒有香港的日漸「中國化」，納入君臣政治的歷史主流，名嘴也不會受挫出走。
中國三千年以來，只有春秋戰國盛產過「辯士」，那時的讀書人可以穿越國界自由推銷知識，除了一肚學識，還有三寸不爛之舌。商鞅、蘇秦、張儀，都是雄辯的名嘴，自從秦始皇統一而集權，中國的知識階層漸漸學會了「禍從口出」、「言多必失」的道理。儒家思想獨大，孔子對於「名嘴」更心懷偏見，覺得他們是「巧言令色」的不仁之輩，只憑嘴巴說得一套套。中國社會歷代從此出不了幾張名嘴，除了孔子的一言定音，民間「鎗打出頭鳥」的戒條，讀書人「木秀於林、而風必摧之」的警惕，中國文化進入了唇乾舌燥、口齒凋零的沉默期。
中國歷史上誰是「末代名嘴」？嚴格來說，是東漢的禰衡。曹操想招攬人才，聽了孔融的推薦，請來了禰衡，禰衡卻看不起曹操，三國演義裏「禰衡裸衣罵曹」一段，是中國最後一位名嘴精采紛陳的TalkShow表演。禰衡嘲弄曹操的陣營沒有人才。曹操不服氣，一口氣說出了荀彧、張遼等十幾個文士武將的名字，說這都是我慧眼能重用的人才。禰衡聽了，把這些「人才」都奚落一番：「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放牛放馬……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
這番話極不客氣，等同衝着董特首的面，把「三司十一局」都貶罵得一文不值。曹操問：那麼你有甚麼建設性的本事呢？禰衡答：「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致君為堯舜，下可配德於孔顏，豈與俗子共論乎？」曹操忍住怒火，派禰衡在大廳擊鼓。禰衡還是連曹操也破口大罵，在賓客面前脫衣羞辱曹操，曹操後來施了「借刀殺人」之計，笑嘻嘻說：「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喜歡曹操，把禰衡的一輪名嘴表演寫得很轟烈。禰衡雖然不是甚麼君子，但他有膽識，也有洞見，可惜在曹操這種暴君眼前逞口舌之快，結果招惹殺身之禍。在禰衡的東漢，歐洲卻已值羅馬帝國的名嘴黃金時代。羅馬人秉承希臘帝國的治國精神，教育要求有「七藝」，其中包括一門「修辭學」（Rhetoric），就是演說的「名嘴訓練」。思想家賽奈卡（Seneca）和凱撒大帝本人，都是能煽動人心的名嘴。在莎劇《凱撒大帝》中，凱撒遇刺之後，心腹布魯圖和安東尼各自向群眾發表演說，風格各異，重點不同，更是流傳千古的名嘴名篇。
即使中國的當權者仇恨特區的名嘴，覺得他們只喜歡「謾罵」，也應該先檢討為甚麼在自己統治的土地上，只有反對中國政府和董政權的名嘴有廣大的聽眾。兩大名嘴沒有壟斷特區的謾罵權，由中方控制的「維園阿伯」、美籍地產商人和一些親中文人，由彭定康年代開始，也一樣慣於謾罵。香港商業電台是一家生意機構，經營者必須向利潤負責。如果中方的「維園阿伯」進佔電台的《風波裡的茶杯》，天天大罵李柱銘、劉慧卿，並讚頌董建華先生七年來施政的「偉大成就」，而能吸引大量的廣告，商業電台也一定毫不猶豫把時段拱手相讓。萬分可惜的是，連中資機構包括「裕華國貨」和「至寶三鞭丸」也要向市場負責，對贊助「維園阿伯」們做節目，反應並不熱衷。
至於親中陣營，最近也模仿着名嘴反起董來了，一位與中方關係密切的美籍地產富商最近就刻薄地大罵董建華的施政成績是「三個零分」，並不避鄙俗，說董先生在「拿屎上身」。這些形容詞太令董先生難堪了，也絲毫不給當初欽點董建華的中國領導人一點面子，但他的語言並無新意，因為封咪的兩大名嘴七年來早就這樣「謾罵」過多次了，正如文革時期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牟宗三、徐復觀、查良鏞等名筆批判江青，遲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之後，香港的左派才懂得安全地模仿而跟進。名嘴的身價，在於他們的先知先覺。
名嘴雖然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禰衡也不算一個可愛的人物。自東漢後，中國再也沒有名嘴，直到彭定康為一個缺乏個性的東方小農社會，帶來一點點布魯圖和安東尼式的春意，沒有這位政治家的播種，香港也就從來沒有過這一兩隻不同凡響的布穀鳥，雖然在一座森林裏，最後只剩下幾隻富有民族激情的麻雀在啁啾着他們的愛國政治八股，卻怎也聒噪不出一個春天。
（圖）沒有當年彭定康的政改，也就催生不了黃毓民等名嘴評論時事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