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發展第三號報告發表；董伯與曾蔭權都承認未能實行○七、○八年全面普選，市民會感到失望，但董伯希望社會各界「理性務實」；曾司長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可以更改，相信香港人是實際和理性的。
務實、實際，也就是接受既成事實的意思，不必再討論這個既成事實有沒有道理。理性，同樣是面對被施暴後的既成事實，無謂再哭再吶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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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又說，任何超越人大常委決定的做法都會徒勞無功，我們必須「為可為而為，不做不可為的事」。
儒家認為，人生之選擇，不外「義」與「命」，「義」是講道理，講是非對錯；「命」是信命，不講道理，只講成敗得失。可為之事未必有道理，不可為之事未必無道理。
歷來的大智大勇者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的人士。董伯、曾某的「理性」實是不講理之品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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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身邊亦師亦友的何銘思，不久前創辦《港人月刊》，豈料「有心無力」，出到第二期已是終刊號。在終刊號中，他批評特區政府的政策與安定繁榮背道而馳，甚至是「三光」、「三高」、「三亂」，「三光」者分光、用光、賠光；「三高」者，高薪酬、高福利、高成本；「三亂」者，用人亂、決策亂、意見亂。
何銘思在中聯辦的新華社時代曾任副秘書長、統戰部長，「六四」及公開聲明「退黨」，他對香港社會有長期深入的認識觀察，他的看法肯定與霍英東談過，在頗大程度上反映香港有理性的傳統左派的觀點。至於現時得勢的土共；則屬於不講道理，只隨着政治風向搖擺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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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在英國談台灣的統一，說「這比我們的生命還重要」。
溫總也許真的有這種「比生命還重要」的「統一」情操，但他若是關心人民的話，不妨問一下那些要偷渡到台灣的女子，生命重要還是統一重要？也不妨問一下大陸一般百姓，生命重要還是統一重要？但倘若他問一下台灣多數民眾，也許他們會說，獨立、自主比生命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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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又說，「一個連祖國都不愛的人，是甚麼都不會愛的。」
不久前，在城大擔任訪問學者的台灣作家龍應台，在接受訪問時說，凡是需要強行灌輸的「愛國」都是可疑的，當國家可愛的時候，人民自會愛她；當國家不可愛，人民自然會討厭她。問題應是：這個「國」要做甚麼來讓香港人愛她。
她講這話後，兩個月，「國」就做了向香港民主施暴的事，以否定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來讓香港人「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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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在最新一篇題為《超越台灣主義》的文章中說，「『台灣人』的定義如果是唯我獨尊、排他的，那麼我恥為台灣人。……如果台灣的國家，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民主國，變成一個壓迫性格的『集體主義的、部落的、集權主義的』政體，那麼我就是一個誓死的反對者、叛國者，因為我相信，不容許自由心靈存在的國家，就不配讓我愛，不管它的名字是『台灣』還是『中國』，不管它有幾斤幾両的『土地感情』」。「台灣不值得愛，如果它不容許人們不愛它。」
在這裏，將「台灣」換上「中國」，仍是壯哉斯言，震聾發聵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