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一大遊行之後，中聯辦招咎，中央直接關注香港，中央機關紛紛派員來港直接了解情況，董建華政府一時靠邊站。當時，我靜觀變化，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是「高度自治」的開始，還是「一國兩制」的終結？香港顯然是處於轉捩點，這個問題只是道出這個事實，豈料一語成讖。
打從「愛國論」開始，中央就正式插手；四．六釋法，四．二六《決定》，特區政府專責小組正式成為中央旨意行使於香港的工具；手法、內容、態度，都充份流露中央管治的模式，壓抑政制發展，只容「搞好經濟」，以法治國，無論是安民的暴怒或是溫家寶的和熙，都是家長式的統治，中央以處理中國其他地區的態度處理香港特區，已漸次分明。
往下去怎樣呢？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期間，北京提出「收回主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政策，很多人將信將疑。當時的解釋是，整個政策是經過深思熟慮，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的，因為要維持「兩制」之中的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就絕不能用京人治港，只能由港人治港。這個看法顯然是對的。一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當官、從政的人，是沒有可能改變思想，以截然不同的手法和態度處理香港的管治的。
中國的經濟政策，到今仍是中央操控的經濟；中國領導人仍然深信政治和經濟可以完全分離，相信政治上的中央專權是推動經濟的先決條件，民主是穩定的敵人。以這一套理念透過傀儡特區政府進行的京人治港，「一國」當然加強，「兩制」就只會迅速凋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