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香港一直高舉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的旗幟。自一九七○年起,加拿大費沙研究所(FraserInstitute)每年發表的《世界經濟自由年報》,香港每年均高踞榜首,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事實證明,自由市場提高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據世界銀行統計,二○○二年香港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人均收入達二萬七千四百九十美元,超出前殖民宗主國英國九百一十美元。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富裕地區的獨特歷程,已成為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模範。
馬里安.塔比(MarianL.Tupy)
然而,香港的市場經濟卻未能幸免,同樣遭遇類似「好心做壞事-」的政治干預。不少立法會議員本着為工人謀福祉的良好意願,推動設立最低工資。此舉無疑使部份工人受惠,但卻同時使另一些工人失業,或因職位減少而未能獲聘。這些隱性問題將進一步推高現時已達百分之七點二的失業率。
跟市場上所有價格一樣,工資也取決於供求關係,即價格上升,需求下降。若勞工成本增加,僱用人數便會減少。而假如勞工成本高於市場價格,勞工過剩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嚴重,導致失業率增加。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史德拉(G.Stigler)早在一九四六年指出,最低工資制度使就業人口減少,這理論早獲經濟學界廣泛認可。故此,香港若實行最低工資,問題並非會否有負面影響,而是影響有多嚴重。美國的類似經驗也許可供參考。
美國早在一九三八年實施最低工資法,當時最低工資訂為每小時二十五美仙,或實際平均工資的四成。僅僅一年後,聯邦政府已蒐集到足夠數據,顯示全國有三至五萬人直接因此制度而丟失工作。六十五年後的今天,最低工資制依然存在──其名義水平更躍升了二十倍。
按美國經驗,最受此法例影響的是低技術勞工,因為在新制度下,他們必須跟技術和工資較高的工人競爭。提高最低工資,結果將他們從勞動市場中淘汰出來。這正符合工會的目標──工會主要是為那些已成為會員、薪金優厚的在職員工爭取權益。不過,工會會員只佔勞動人口的一小部份。實施最低工資,最受影響的是青年和少數族裔勞工。
經合組織九八年發表的研究顯示,最低工資若上升一成,青少年就業率將減少百分之二至四。美國聯邦「最低工資研究委員會」八一年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結論,指最低工資每上升一成,青少年就業率將減少百分之一至三。此外,「全國政策分析中心」九五年的研究發現,實質最低工資的波動跟失業率有密切關係。基於通脹因素,美國實質最低工資由八三年的五點一五美元,跌至九○年的四美元,同期的青少年失業率也由百分之二十三跌至百分之十五。九一年實質最低工資掉頭向上,青少年失業率也隨之上升。
最低工資立法對美國黑人的影響同樣令人不安。一九四八至九五年間,黑人青少年男性的失業率由百分之九點四增至百分之三十七點一;但同一期間,白人青少年男性的失業率僅由百分之十點二增至百分之十五點六。美國經濟學家WalterWilliams比較美國和南非的經驗,發現最低工資減輕歧視的成本,使黑人失業率上升。過往僱主為爭取最高利潤,傾向以較低工資聘用技術較低的少數族裔僱員;但在最低工資削弱價格競爭之下,種族歧視的成見再沒有財政誘因加以抵銷,從而推高少數族裔的失業率。
美國實行最低工資法,最終愈幫愈忙,這點可謂理據充足不容辯駁。這些經濟學規律同樣適用於香港。故此,香港的最低工資立法很可能導致意外的負面影響,反過來傷害此政策原來意欲保護的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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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全球經濟自由計劃」助理主任,凱托的文章逢星期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