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核心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為避免私商損害公眾利益，因此政治權力必須是公有制，以普選產生的公有權力，對自由經濟的私有制進行監管。此所以全世界所有的資本主義社會，都實行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資本主義社會絕不是資本家當權的社會，而是資本家在社會經濟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絕不能由資本家當權，否則就很難避免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或利益輸送的事情發生。
既然資本主義社會必須實行權力公有制，那麼何以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又不實行權力公有制？何以那時香港沒有民主選舉呢？
英國人十分小心地處理殖民地時期的權力問題。首先，擁有最高權力的港督，是從倫敦派來的，而且派誰前來，事先幾乎沒有一點風聲。麥理浩、尤德、衛奕信、彭定康都來得很突然。歷任港督來港前與本地社會全無瓜葛，任滿回英國後也與香港無涉。這就使港督在香港全無利益衝突，在他任期內不大可能出現與富商勾結進行利益輸送的事，他也不會在任內給某富商利益而期待任期後得到某富商的回報，也就是不會為自己預留後路。
回歸後，由於行政長官是在「當地選舉或協商產生」，因此就不會如港英時代的港督那麼超然。在特首不是由普選產生而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情況下，不管特首為人如何公正，也難以避免社會中各種人事聯繫而利用權力做出有利熟人之事。即使特首沒有這麼做，也難以取信於輿情與公眾。
其次，由於特首是由小圈子中產生，對於握有投票權的選舉委員會中人，也難免不作些政治或經濟上的利益酬庸。港英時代的行政局、擬議各項政策的委員會，所有成員被委任的準則一是他們參與的事務必須與他們的行業無利益衝突，二是唯才是任，而不是唯交情、為酬庸是任。比如，行政局不會委任測量師去擬定房屋政策、不會委任工會領袖去擬定勞工政策，各項政策的委員會更毋須為交情、為酬庸而委任甚麼「選舉委員會」中人。這些公正地委任行政局和各委員會成員的港英時代的傳統做法，回歸後因選舉委員會出現而被破壞殆盡了。
其三，港英時代，幾乎所有政策，都由「港督會同行政局」定出。行政局的組成固然有香港大企業的主管階層，但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廣受注意，因此更會避嫌疑而不敢作出有利於他們所代表的集團的決策。行政局成員，可能被指為「親英」，但他們所親的是英國傳統的價值標準，而不是英國本土的利益。中英談判期間，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多次率團訪英，都是為了爭取英國不要出賣香港人利益，其中特別是在居英權問題上，更是與英國朝野激辯力爭不已。那時候，不論行政局，甚至連港督，也不會為英國的對港政策作辯護士。要辯護，由英國首相、外相去辯護好了。行政局議員，雖非民選，卻常以港人利益的代表自居，決不似現在的行政會議成員，只會為北京的對港政策辯護，更無聊到主動挑起與立法會議員辯論「台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