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漢光
最低工資的問題，在香港可算是揮之不去的老問題。臨近立法會選舉，以勞工階層為主要票源的人，提出定立最低工資法來保障低下階層人士，筆者認為近乎是理所當然。事實上，倡議定立最低工資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低技術工人的薪金，但最低工資一經定立，低技術工人的職位可能會應聲減少，最終極可能變成好心做壞事。
最低工資這個香港人耳熟能詳的老問題，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在傳媒上討論，支持者的論據毫無新意，反對者並不熱衷於表達反對意見，特區政府的反應亦平淡如水。今年的討論中，加入了指摘特區政府外判服務時，沒有保障外判工人的工資，引致部份工人每月的薪金只有二千多元。特區政府首次迅速回應市民的訴求，在五月初向所有政府部門發出外判服務工作的指引，在外判服務時，會要求承辦商按統計處公布的工時及工資中位數，來釐定外判工人的工時及薪金。
特區政府的外判服務指引，表面上，是倡議定立最低工資的人，贏了一場勝仗，他們希望有關指引，使承辦商再不能剝削工人；而防止低技術工作被剝削，亦是支持全面實施最低工資的最重要理據。筆者認為，有關指引並不等同實施最低工資，而特區政府將會為外判服務付出較高的費用。
在自由的勞動市場中，低工資代表有關工種屬低增值；而低技術代表有關工作的要求不高。
按二○○一年的人口普查，香港中三或以下學歷的人，佔勞動人口的比率接近四成，因低技術工人的供應量大，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工資下調，是自由市場的不變定律。
支持者指，定立最低工資是讓每個打工仔，能有尊嚴地生活。筆者絕對希望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生活，但透過人為地抬高工資，本質上是福利主義；強將福利政策，加入自由的勞動市場，筆者卻甚有保留。在商言商，商業機構爭取最高利潤，是人之常情；要商業機構成為福利政策的工具，間接是要求所有僱主成為慈善家。筆者不禁問，商業機構面對虧損時，誰會向僱主派發福利？再者，實施最低工資是干預市場的行為，而筆者一向反對特區政府干預自由市場。
在自由市場，員工的薪金是按生產力來衡量。假若，實施最低工資後，員工的薪金較生產力高，僱主因無法獲得合理回報而結業，職位將會完全消失。另一方面，低技術代表工人間的替代效應極高，即僱主很容易在勞動市場上找到合適員工。最低工資愈高，求職的人數亦愈多，在弱肉強食的情況下，年青及學歷較高者獲得錄用的機會亦較高，原來要保障的低技術工人，將會被較高技術人士所取代。
一個不大明顯的實例，是有關初級警務人員的招聘實況：因為初級警務人員的入職薪金，不但較要求中五學歷的一般商業機構職位高出許多，對工作經驗淺的大學畢業生來說，亦頗為吸引，引致大批大學畢業生申請，據了解，新入職的初級警務人員中，擁有大學學位的比率甚高。最低工資（即初入職薪金）愈高，較低學歷的中五畢業生，被較高學歷的大學畢業生淘汰的機會亦愈大。從以上的實例說明，最低工資愈高，獲益的卻是擁有較高技術的一群，而失業的正是低技術工人。
有心人士或議員為民請命，筆者甚為欽佩，但為低下階層人士謀求福利時，千萬要小心為上，現實與假設，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從理論的層面分析，筆者認為全面實施最低工資，在低技術工人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年老及低學歷人士最容易被淘汰，他們正是我們希望保障的主要對象。在沒有掌握全面數據前，倡議實施最低工資，恐怕會好心做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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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嶺南大學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