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
人大否決○七、○八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並維持功能團體與直選議席的比例不變。這不但沒有平息政改的爭議，反而加劇了香港各界的矛盾，這可能是中央始料不及的。
作出決議後，左派人士沾沾自喜，更左的言論不斷出籠，大有徹底除去過往六年，在中央政府較開明政策下給予特區的憲政空間。爭取民主直選的人士則感到悲憤，在憲制下已經無路可走，惟有上街及呼籲市民在九月的選舉積極投票。
喬曉陽先生一句沒有工商界便沒有資本主義，即時令工商界和泛民主派對立起來，大家針鋒相對。其實在工商界、民主派及學界之中，大部份是較溫和的人士，他們主張溝通和諒解，希望能尋求一個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人大的決議令他們感到沮喪和失望，不少甚至決定不再參與政改。而不論左、中、右派均對特區政府完全失望，政府是實實在在的「跛腳鴨」，盡失威信民心，社會嚴重分裂，莫過於此。
左派人士的激進言論，對團結社會不但毫無幫助，甚至與中央政府的期望背道而馳。近日，許祟德教授大發雷霆，拍案疾呼特區立法會憑甚麼傳召特首？他認為這有違《基本法》的行政主導。
首先，行政主導其實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整部《基本法》根本沒提到行政主導，條文的設計亦難以令人信服特區的政體是行政主導。《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說行政長官代表特區，並向特區負責。特區的政治體制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互相制衡，行政長官在某些情況下可解散立法會；立法會亦可依法彈劾行政長官。
第七十二條則列出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對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進行辯論；並在行使這些職權時，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這一條便給予立法會傳召特首的權力。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治的基本概念就是國家或地區領導人不能凌駕法律之上，這正正是第七十二條的精義所在。
日前亦有人提出，人大常委會應就立法會的權力、法院的違憲審查權及人權公約的適用問題，進行解釋。明顯欲進一步削弱特區立法及司法機關的權力，改變原來《基本法》的設計和普通法的制度。
《基本法》第一五八條，清楚賦予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第十一條則指出任何法律不得與《基本法》相牴觸。這兩條便確立了特區法院違憲審查的權力，而這權力亦非新近賦予的；九七年前已經有香港法院以香港法律違反《英皇制誥》而予以廢除的先例。
至於《人權公約》的適用問題，這見解在十多年前，香港訂立人權法案時已經提出，當時意見並未受到香港法律界或中央政府的接受，現在只是舊調重彈。這十年間中國憲法亦不斷變更，以前內地法院不能引用中國憲法作為判案依據，前年的陳玉伶案改變了這個情況。國內對法院進行違憲審查的權力亦正逐步確立，香港的經驗對推動中國法制改革可以有重要的貢獻。摧毀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將香港的司法制度推到比國內更落後的地步，令中國失去寶貴的借鑑經驗，難道這是港人之福，中國之福？
也有人提出增加直選及功能團體的議席。在兩者比例維持不變的前提下，這建議美其名為增加直選議席，實際上是分薄直選議席的投票力量。《基本法》已訂明立法會產生方法的最終目標為全面直選，過程是依據循序漸進的原則，循序漸進自當是逐步走近目標而不是逐步遠離目標。在不改變直選和間選的比例時，增加間選的功能團體議席，又怎能符合循序漸進的目標？
人大是按今年四月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這個決定，針對的是三、四年後的情況。若香港的實際情況有變，這個決定的基礎亦會隨之而去。
喬曉陽先生說到沒有兩院制而進行全面直選是不恰當的，將功能團體轉化為兩院制的上議院，是否也是政改的另一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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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和「《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關注組文章逢星期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