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思光教授及台灣一批學者、文化界人士對台灣民主選舉的批評，不應被曲解為在台灣、香港、大陸不能推行民主政治的藉口。台灣是台灣，香港是香港，大陸是大陸，面對的是不同的「實際情況」。即使在台灣，儘管出現這麼多民主的缺失，但五百多名學術界、文化界人士的新組織，也定名為「民主行動聯盟」，並標舉要做的事，是對民主被惡質化的糾正，以挽救民主，挽救社會危機，而不是要否定民主。
勞思光在他的聲明中表示，台灣的民主選舉，變質為「滿足利益或情緒要求」的工具，使社會出現嚴重的「工具化思維」的文化流行病，是由台灣的「特殊歷史脇絡」形成的。這歷史脇絡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台灣一直被外來族群統治，台灣人從來沒有當家做主，直至李登輝以本省人身份繼承蔣經國接任總統大權，並開放了以獨主自主為訴求的本省人政黨民進黨參政。這是歷史因素之一。李登輝掌權後，為了擴張勢力，而放任政商勾結，發展了黑金政治，使民主選舉與政商利益掛鈎，強化了選舉「工具化」傾向。此其二。更重要的，是中共十多年來不斷地施加對台「統一」的壓力，又不放棄武力威脅，更糟的是中共本身實行專權政治，而中共在香港對民主的打壓又是對台極壞的示範，這些因素大大加強台灣人民的自主拒共的意識，使本省族群警惕再被「外來族群」統治的情緒更容易被挑引，民主選舉成為「情緒要求」的工具，就自然形成了。
台灣這種「特殊歷史脉絡」，加上社會普遍缺乏法治觀念，憲法本身也有嚴重缺陷（比如憲法上的總統制使總統有權而無責－－不須向立法院負責；又比如憲法所涵蓋的地區包括中國大陸而實際上主權行使地區只在台澎金馬），使台灣難以實行完美的憲政民主，在特殊歷史脇絡之下，民粹民主乃應運而生。
然而，這種先天性的民主痼疾，並非無法醫治的，五百人組成的「民主行動聯盟」就表現出台灣有識之士要拯救台灣民主的意向。勞思光更提出「公投修憲，加強權力制衡」和「提高教育自主權，不作政治工具」這兩大主張。筆者相信，以台灣人普遍較高的教育水平，與國際社會的接軌也愈趨頻繁，從這個走向來看，台灣民主擺脫「工具化思維」仍是大有希望的。
香港不存在台灣那種「特殊歷史脇絡」，香港的憲政尚算完善（也許《基本法》仍有修改空間），香港更有法治和司治獨立的傳統。在香港爭取民主的，大都是中產階級、生活尚稱富裕的人士（比如四十五條關注組的大律師等人），說這些人會搞民粹主義、普選後會帶來福利主義，無疑是天方夜譚。在香港，講普選會帶來民粹主義、福利主義的政界、學術界、傳播界中人，究竟是自己也鬧不清楚這兩種主義的含義、它們產生的條件、各國民主實踐中有過甚麼表現等等呢，還是故意拿這兩種市民未必明白而略有恐懼的名詞來唬人？他們的目的，相信只為了迎合中共對民主戒懼、扼殺的意向。